1946年1月12日《周報》第十九期刊登傅雷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出版的廣告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獻給各國受苦、奮斗而必戰(zhàn)勝的自由靈魂”（羅曼·羅蘭在扉頁上所寫）的一部恢宏巨著，曾激勵著世界各國的青年探尋真理。而在中國，這部著作也深深影響了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正是著名文學家、翻譯家傅雷的譯本，將它的影響推向了極致。在譯者獻辭中，傅雷寫下了“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的時間所湮沒罷了；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的名句，深深鼓舞了黎明前的黑暗時代里無數(shù)知識分子的不屈抗爭。此書最初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抗戰(zhàn)勝利后經(jīng)傅雷先生努力，將版權轉(zhuǎn)給駱駝書店出版。

　　駱駝書店的成立

　　駱駝書店，是著名的紅色書店——上海生活書店的化名。1945年8月日本投降，生活書店在上海復業(yè)。鑒于當時的革命斗爭形勢，在黨的指示下,生活書店經(jīng)理、地下黨員徐伯昕把人力與財力作出了調(diào)整與安排，把工作分成三線：第一線專門出版革命書刊，直接與國民黨作斗爭，如鄭振鐸主編的《民主》周刊、與韓近庸合作成立的華夏書店；第二線為生活書店自身，雖保持本身的思想傾向，但色彩略為溫和一些，以出版理論讀物等方面的著作為主；第三線則為岀版中外文學名著、工具書以及應用科學等讀物，不涉及現(xiàn)實政治，但是致力于出版有價值的讀物，為讀者提供精神食糧的同時也聯(lián)系團結進步作家、保存實力。駱駝書店就是此時在徐伯昕同志的指示下成立的。

　　駱駝書店負責人為趙均、王坤生同志。開設之初，從生活書店轉(zhuǎn)來一百多令新聞紙，兩部巨著的紙型和兩三本稿件，少數(shù)現(xiàn)金和各種關系。通過生活書店畢青同志的幫助，租用了他哥哥開設在北京西路的吉泰百貨商店旁邊的一間二十平方米的鋪面房屋，解決了租房難的問題。同時，通過關系很快領到國民黨上海市工商局的營業(yè)執(zhí)照，上面登記的負責人是曹筠（趙均的別名）。

　　兩部巨著，其中之一就是羅曼·羅蘭著、傅雷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文學名著早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傅雷先生首度全譯本于1937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卷，之后二、三、四卷在戰(zhàn)時陸續(xù)出齊?？箲?zhàn)期間，該書廣為流傳，被愛國青年視為瑰寶，此時市面上已缺售多時。經(jīng)過傅雷的努力，把版權轉(zhuǎn)給了駱駝書店。

　　《約翰·克利斯朵夫》廣為流傳

　　傅雷之所以把這部“哺育萬千青年”（傅雷致羅曼·羅蘭信中語）的著作譯著版權從商務印書館轉(zhuǎn)來，應是出于對生活書店的信任，也是出于對于黨領導的進步文化事業(yè)的支持。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抉擇，對此傅雷先生做出了獨立、認真的思考。他與周煦良合作創(chuàng)辦了綜合性刊物《新語》（半月刊，共出版5期，由生活書店總經(jīng)售），他以“疾風”“迅雨”“移山”“風”“雷”等筆名撰寫了多篇文章，希望“對建國大業(yè)不無裨益”（辦刊宗旨中語）。這一時期，傅雷接觸了地下黨人士。據(jù)《中國共產(chǎn)黨上海史》記載，當時在上海負責黨的文化工作的姜椿芳，從翻譯家傅雷處得知著名學者馬敘倫先生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頗為不滿，而對解放區(qū)共產(chǎn)黨的艱苦奮斗十分贊賞，因此很想找點關系了解中共對抗戰(zhàn)勝利后的局勢的態(tài)度和打算。地下黨組織即派剛隨劉長勝返回上海的梅益與他會面。不久，傅雷又通過姜椿芳約梅益跟前清翰林陳叔通進行了交談。就在這一時期，以馬敘倫為核心，周建人、鄭振鐸、許廣平、傅雷、李平心、柯靈、唐弢等教育文化出版界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經(jīng)常聚會，議論時事，在《民主》《周報》《文匯報》上發(fā)表文章，抨擊時政。以此為基礎力量之一，1945年12月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成立。次年1月，傅雷當選為民進第一屆理事會候補理事。徐伯昕也是民進創(chuàng)始人之一，1946年3月，被增選為理事。可見傅雷與馬敘倫、徐伯昕以及生活書店之間聯(lián)系密切。《約翰·克利斯朵夫》即出版于這一時期，為之題簽的，正是作為書法家的馬敘倫先生。

　　作為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造詣深湛，且意志堅定，每一譯稿，反復潤色，以至流暢豐富、達意傳神之境。據(jù)駱駝書店負責人回憶，甚至到請他看清樣時，他還要認真斟酌；有時候為了一詞一字更切合原意，他還會親自找書店甚至跑到印廠去訂正。在發(fā)行方面，據(jù)駱駝書店負責人回憶，為了引起讀者和同業(yè)的注意，他們在報紙和刊物上登了小幅的出版預告，在刊物上發(fā)介紹消息，并和經(jīng)銷圖書的書店事先作了聯(lián)系。

　　《約翰·克利斯朵夫》在1946年1月初版，印數(shù)為1000冊。讀書面世后反響非常熱烈，同業(yè)伙伴和讀者紛紛要書，電話、信件和找上門來的人絡繹不絕，忙得不可開交。就連旁邊商店里的一個做飯和打雜的大師傅，見此也主動提出幫忙，挑著他送貨用的一對大籮筐幫忙送書。此書的出版讓駱駝書店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此后半年多時間，就再版1000冊。到1949年，已印制了五版共7000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馬敘倫、徐伯昕、鄭振鐸、傅雷、周煦良等民進創(chuàng)始人外，上文提到的韓近庸、畢青、趙均等也都是新中國成立前加入民進的早期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