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日本由美、中、英、蘇四國共管。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成立，四個國家各派一個代表團進駐日本。1946年3月31日，以朱世明為團長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乘中國專機飛抵日本東京，在厚木機場降落，這是中國人駕駛的飛機第一次降落在日本本土上。8月16日，抗戰(zhàn)勝利一周年之際，吳文藻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飛抵東京，出任戰(zhàn)后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團政治組組長兼盟國談判顧問。

　　吳文藻到達東京后，8月24日，日本國會通過修改后的《日本國憲法》。政治組保留了歷次修改的新憲法文本，吳文藻一一調(diào)閱研究，發(fā)現(xiàn)所有的修改文件中，都沒有一份盟軍最高統(tǒng)帥部的正式文件，也沒有麥克阿瑟正式講話的文本。而實際上全世界都知道，日本新憲法的修改是在美國占領軍（形式是盟軍）、在麥克阿瑟一手操縱下進行的，憲法中的天皇體制、民主形式等，都是體現(xiàn)了美國的意志與價值觀。吳文藻便找來秘書，詢問這些文件是否齊全？回答是肯定的，麥克阿瑟沒有任何一次講話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來，但一切都是在其授意下進行。11月1日，吳文藻以顧問的身份，出席了盟國對日本即將頒布的《日本國憲法》說明會。說明會之后的第三天，即11月3日，最后修訂并通過的《日本國憲法》正式公布，日本舉國上下舉行了慶?；顒樱旎视H自出席。吳文藻在盟國對日委員會的席位上，出席了東京的慶?；顒印？吹们宄旎十斕斓谋砬轱@得很輕松。

1947年，吳文藻、冰心與小女兒吳青在日本。

　　吳文藻一家在代表團的官邸暫住一段之后，便遷入裝修好的獨棟外交官新居。有了房子之后，吳文藻便又重拾舊好。經(jīng)常到澀谷或銀座的古玩市場，抱回大包小包的舊書古畫，中國的、日本的，古代的、現(xiàn)代的，畫冊、字畫、雕版古籍，喜歡的便納入懷中。戰(zhàn)后的日本，生計第一，字畫古玩無人問津，吳文藻薪水不菲，除國內(nèi)外交部的薪水，還有駐日代表團的薪水，甚至還有盟國的津貼。有一次，夫婦二人到淺草寺游覽，在并不豐富的旅游、字畫店里，發(fā)現(xiàn)一幅武者小路實篤的《石榴圖》，兩人幾乎是驚叫起來，但他們還是按捺住各自的興奮，用不高的價格將這幅畫收入囊中?；丶业穆飞?，冰心告訴吳文藻武者小路實篤的情況，以及她自己讀過的武者小路實篤的作品。吳文藻說，戰(zhàn)后困難，一些書家和畫家通過不同的渠道出售自己的作品，換取食品。日本人無力購買，外國人除了外交官與記者之外，商人、古董商都難以進入，所以，現(xiàn)在是收藏的大好時機。顧毓琇捷足先登，帶回了不少老貨，有好幾件卻是戰(zhàn)爭期間日本從中國掠奪來的。

　　但是到1948年，整整一年，吳文藻一家卻處在心煩意亂之中。首先是與新任團長商震（1947年接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不合，吳文藻三天兩頭的要求辭職，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連三天辭了三次職，沒有準，還在僵持中”的情況。拖到后來，想辭職也不能了。同時，國內(nèi)混亂的消息，物價飛漲、學生運動、國軍失利等等，通過各個渠道傳到了東京，原來代表團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已是岌岌可危了。一心想回國的吳文藻冰心，完全不知所措?！氨逼接信诼?，景超今天來信也說過。我們成了喪家之犬，奈何？”

　　代表團第二組在吳文藻的領導下，平時就有很濃的學習風氣，到了1948年底，面對國內(nèi)的政局，平時的學習成了自發(fā)的座談。吳文藻牽頭，謝南光、瞿絡琛、王信忠、朱炳南、陳耀庭是基本人員，隨后經(jīng)濟組的組長吳半農(nóng)也參加進來，并介紹了同組的邵逸周加入。冰心有時也會出現(xiàn)在學習會上。學習會的內(nèi)容是“鑒于國內(nèi)局勢，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quán)已到岌岌可危的程度，交換對于國內(nèi)外形勢的看法以及代表團的出路問題。”學習會每兩周或一周在吳文藻家、瞿絡琛家或謝南光家舉行一次。這個學習座談會處于秘密狀態(tài)，謝南光成了實際的主持人。每一次的學習座談，都將研究共產(chǎn)黨與代表團的出路、各人的歸宿聯(lián)系在一起。

1947年，吳文藻、冰心在東京外交公寓前留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電波迅速將消息傳到東京。同一個短波頻道上，原先的電臺廣播呼號“北平廣播電臺”變成了“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從廣播中可以聽到天安門廣場上群眾的歡呼聲和歌唱聲。一個新政權(quán)的產(chǎn)生，從歷史發(fā)展的意義上說，必定伴隨了其合理性與進步性，不然，舊的政權(quán)便不會消失。是繼續(xù)代表這個政權(quán)還是另做選擇，問題已經(jīng)不可回避地擺在了吳文藻冰心夫婦面前。

　　10月1日之后，便是中華民國國慶“雙十節(jié)”，代表團照例舉行招待會，致辭由吳文藻發(fā)表，只有簡單的幾句話，接待盟國的代表也沒有往年的熱情，一些國家的代表似乎也有些詭異的眼光，這讓吳文藻感到很不對勁。自從《波茨坦公告》以來，中華民國躋身于大國之中，國家的尊嚴與民族的自尊都得到體現(xiàn)，但也就短短的五年時間，所謂的大國已顏面掃地，令人扼腕長嘆。招待會上，一名團員的妻子“悄悄”告訴外國代表：“今年我們最后一次慶祝雙十節(jié)，明年就慶祝10月1日了!”這句悄悄話立即被放大，第二天便被刊登在東京的多家報紙上。

　　中國駐日代表團在離東京約80公里的葉山小鎮(zhèn)上有座別墅，作為周末或節(jié)假日休閑娛樂之用，“代表團的資深成員舉辦宴會時，子女就在附近的海灘游泳”?；卮韴F重新任團長的朱世明（1947年改任駐美軍事使節(jié)團團長。1949年4月復派駐日本，仍任駐日代表團團長），曾和代表團的資深官員在葉山小鎮(zhèn)開會，“彼此交換不尋常的意見”。會議之后，“謠言盛傳，駐日代表團要學法國大使館叛變，提出主張的人據(jù)說是法律顧問吳文藻”，時任朱世明的副官、后來成為著名歷史家的黃仁宇在回憶錄中如是說。

　　晚年的冰心在回憶到這一驚心動魄歷史事件時，僅有這樣幾行輕描淡寫的文字：

　　這時我們結(jié)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產(chǎn)黨員。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內(nèi)有了聯(lián)系。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團里本來有許多臺灣特務系統(tǒng)，如軍統(tǒng)、中統(tǒng)等據(jù)說有五個之多。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討毛澤東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zhàn)》。等到我知道了從臥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產(chǎn)主義同情的，被召回臺灣即被槍斃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xù)留任。一九五〇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

　　謝南光通過華僑的關系，從馬來西亞的《星檳日報》為吳文藻取得一個不領薪水的駐東京記者身份。那時能定居日本的外國人，除了商人之外，便是記者，吳文藻重新獲得了行動的自由。

　　有資料顯示，國內(nèi)曾派人策反吳文藻等起義，這個人是蔣介石第二位夫人陳潔如的養(yǎng)女陳瑤光的丈夫陸久之。陸自1926年起從事中共地下黨的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華東局統(tǒng)戰(zhàn)部長吳克堅指示陸久之由香港潛入日本，做駐日代表團的工作，動員朱世明、謝南光、吳文藻、吳半農(nóng)等高層人士起義。陸久之的叔父陸榘吾，在代表團中任電訊處處長，通過他的安排，陸得以與朱世明、吳文藻等人見面，這恰是代表團密謀起義的時間。有人認為，他們“多次秘議起義之事，但朱遲遲下不了決心，返回東京不久，又被迫辭職，起義之事功敗垂成。”

　　吳文藻則由日共安排，在東京郊外尋租了一座空置的倉庫，經(jīng)過裝修后，成為在東京的隱居之地。

　　之所以說是隱居，是因為此時的吳文藻通過有關渠道，以記者的身份在東京收集有關情報，所以，居住最好偏僻一些。吳文藻在代表團任職時購置的雪佛萊小車現(xiàn)在派上了大用場，日共派了司機聽其調(diào)遣，載他時常出入于聚會等各種場所。作為社會學家的吳文藻，非常清楚各種信息的價值，只要有機會他都能有所收獲，美國的外交官、各國駐日代表團、媒體、華僑與留學生中都有他的熟人，甚至從郵箱中每天接收到的紅紅綠綠的小廣告上，也能淘出有用的信息。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到文化教育，無所不包。當時北京政府與日本政府處于敵對狀態(tài)中，這些情報與資料都是重要而珍貴的。

　　吳文藻坐著他的雪佛萊進進出出，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人生選擇，隨著時代的變遷、世界格局的改變，也進入到最后的階段。一些資料表明，吳文藻冰心在向北京放出試探氣球的同時，吳文藻也與美國的朋友聯(lián)系，探討離開日本后的去向。自1949年起，吳文藻先后與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瑞斐德(R.Redfield)、哈佛大學費正清、洛克菲勒基金會、耶魯大學、東京大學等之間有過很多的書信往來。他在寫給瑞斐德的信中說：“盡管承認擺在我們面前的抉擇很困難，我們將要走的道路也有許多障礙，可我們對未來并未太悲觀。無論是好是壞，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不得不面對新的形勢……”

　　就在吳文藻冰心進行艱難的選擇時，北京政府希望他們回國，希望他們能為新中國收集到盡可能多的資料（情報），美國基金會、學界的朋友也在爭取他們：“洛氏基金會出資請吳文藻訪美，耶魯大學聘請他在其外國地區(qū)研究系與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自1951年7月1日起，為期至少一年，報酬為六千美元。他的工作范圍是研究美國政策在海外、特別是在遠東地區(qū)的實施情況，以及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特性，并就他研究的領域做專題報告。在吳文藻到耶魯之前，洛氏基金會提供給他兩千元的生活費，讓他在東京研究日本的社會狀況，為他在耶魯?shù)墓ぷ髯鰷蕚?，并提供給他往返東京與耶魯之間的路費。哥倫比亞大學也對吳文藻的工作表示了興趣。洛氏基金會的羅杰·埃文斯試圖在東京大學社會學系為吳文藻尋求一個研究員的職位。吳文藻對此很感興趣。在他看來，東京大學的教職，是自己‘處在十字路口、面臨重重矛盾時最好的選擇’。中國有句古語，大意是在頭腦充滿矛盾時，最好的行動就是最少的行動。他說：‘……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學者，并堅信應同西方保持密切聯(lián)系，我要在亞洲的土地上盡量多停留一些時間。在這里我還有可能為豐富世界上關于社會的知識作貢獻。’瑞氏也在美國積極活動，看能否幫助吳文藻。吳文藻此時的態(tài)度是‘順其自然’”。

　　這個“順其自然”是：吳文藻收到洛氏基金會兩千美元的經(jīng)費，為去耶魯從事研究工作做準備。于是，他們就公開宣揚要到美國去教書，1951年7月15日出版的《婦人民主新聞》第241號發(fā)表消息《謝冰心女士近日將赴美》，稱：冰心特地到圣心女子中學為兩個女兒辦轉(zhuǎn)學手續(xù)，指定轉(zhuǎn)入耶魯大學附近的女子中學，只等簽證一到就會動身去美國?！叭欢?，事情卻出乎意料地起了變化。據(jù)包括費正清在內(nèi)的數(shù)位美國友人的通信稱，吳文藻在東京申請赴美簽證被拒，這是根據(jù)美國政府的一項法規(guī)，即拒絕那些‘有損于美國利益’的人入境，之后他便攜家屬回到了北京?！保ㄒ陨腺Y料轉(zhuǎn)引自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1949年元旦所攝全家福，左起：吳宗生、吳宗黎、冰心、吳宗遠、吳文藻。

　　與此同時，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熱忱地召喚他們，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有關部門作了周密的安排，幫助吳文藻冰心一家回國。

　　1951年8月23日，橫濱港碼頭，吳文藻、冰心同女兒吳宗遠（吳冰）、吳宗黎（吳青）一家4人，登上了一艘印度的輪船，悄然離開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