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在大上海印行的只有八十六個頁碼的小書，“初版”印行的時間準確到“日”即哪一天，一一是“中華民國卅四年十月一日”，也就是1945年10月1日。出版這本小書的機構更小，小到連個人性質的1993年2月學林出版社印行的朱聯保編撰之《近現代上海出版印象記》中列舉了近千家上海地區(qū)那幾十年間的出版機構，卻沒有聯合出版該小書的這兩家出版社。小書的篇幅也小，說是有八十六頁，因為講究另文單頁起排的高規(guī)格，其中至少有十個頁碼是完全空白的，沒有文字。除去整頁整頁的空白，這本小書的實際字數只有約六萬字。

　　這本小書的書名，叫《作家筆會》；“編選人”，是著名的作家和編輯家柯靈；聯合出版發(fā)行這小書的機構分別是“春秋雜志社”和“四維出版社”，地址卻只有一處，為“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是不是兩家出版機構是在一幢樓房中呢，待考。

　　柯靈在“編選”《作家筆會》竣工的當時即1945年9月29日，有過一則小文章題為《關于<作家筆會>》，其“重新校閱”的修訂稿被收在2001年7月文匯出版社印行的《柯靈文集》第二卷中。

　　柯靈明確交代《作家筆會》是“去年冬天”他“為春秋出版社”編的三本書之一，另外兩本是曉歌的《狗墳》和石揮的《一個演員的手冊》。

　　柯靈還交代，《作家筆會》的全部稿件，“原是為一個雜志所預備的特輯稿件”。我想，“一個雜志”應該就是出至1945年6月1日第四年第7期不得已?？说摹度f象》雜志?！度f象》雜志，本來是中央書店老板平襟亞聘請陳蝶衣主編的一個以商業(yè)性和趣味性為主要特色的大眾娛樂月刊，一問世就發(fā)行量頗大。但1943年三四月間，陳蝶衣跟發(fā)行這雜志的老板平襟亞因刊物盈利后的分成約定沒有兌現而鬧翻了。平襟亞在萬般無奈的境況下自己執(zhí)編了幾期《萬象》，深知各種甘苦之后，好不容易物色到柯靈這個可以執(zhí)編《萬象》的作家。柯靈只提出發(fā)行人不得干涉編務一條要求，平襟亞當然要同意，因為柯靈提出的條件實在不是苛刻的。據柯靈幾十年后的回憶，平襟亞一直恪守了這一約定，從不干涉柯靈的編務。

　　自從柯靈主編《萬象》起，這個刊物便大幅度增加嚴肅的新文學內容，面貌為之一變，成為當年上海的影響較大的進步刊物之一。其中有個欄目叫“人物”，專門發(fā)表采寫新文學名作家最新動態(tài)的文章。收入《作家筆會》中一些篇章，就首先刊載了柯靈主編的《萬象》，如林拱樞的《許杰》和《李青崖》就以《作家印象記》的總題目刊發(fā)在1943年11月1日出版的《萬象》十一月號即第三年第5期上、田苗的《憶丁玲》就刊發(fā)在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萬象》十二月號即第三年第6期上。

　　應該是《萬象》這個刊物停刊后，柯靈手中一時沒有了發(fā)表作品的陣地，就想到與出版機構合作，以“文庫”也即叢書形式推出已有的稿件。既然與春秋雜志社合作，叢書的名目順理成章就成了《春秋文庫》，這個“文庫”的“第一集”就是《作家筆會》。

　　這本《作家筆會》本來柯靈最初取定的書名是《懷人集》，因為當時“孤島”的敏感社會背景，使得“只要沾一點點‘重慶派’或‘延安派’的氣味，就有坐牢和遭受虐殺的危險”，但柯靈“卻還想遙對遠人，臨風寄意，向讀者送出我們寂寞婉曲的心情，表示我們對于祖國的向往”，于是就組織了“這些懷人的文字”。最初柯靈還“想將遠在內地的作家盡可能寫到”，然而，“世亂紛紛，謀生 日亟，結果大大地打了折扣”。

　　《作家筆會》不得不予以公開出版的理由，在柯靈一邊有兩個理由：一是“幾位前輩和朋友幫忙”當然就是親手寫稿或代為組稿，這“很可感謝”的行為不得不以出書來回報；二是“書版排成既久”，柯靈自己“又曾收受一點編輯費，借此度歲”。總之，“債不能不還，約不能不守”，于是此書終于印出?？蚂`說的“幾位前輩”主要是王統(tǒng)照和李健吾等。

　　除了短文《關于<作家筆會>》，還沒有發(fā)現柯靈再說及此書的文字，比如這本小書共印了多少冊，就是無法弄明白的了。至少連收藏頗豐的國家圖書館、上海市圖書館和重慶圖書館這三家大型公立圖書館就沒有此書，導致巨型書目工具書《民國時期總書目》無法登錄該書出版訊息。

　　還有，這本《作家筆會》雖然只有六萬字左右，但不大的篇幅卻蘊含了極可珍貴的內容，而且至今尚未被全方位開發(fā)出來使用于相應的作家作品研究。

　　使用《作家筆會》中的可信史料從事相應的作家作品研究，首先遇到的一個難題，就是描寫諸位名作家這些文章的人大都使用了陌生的筆名，弄清這些筆名各屬于哪一個作家，現在讓我們這些隔了幾代的后學來干，幾乎就是釋讀天書了。

　　下面大致依《作家筆會》的文章排列順序，試著來從事這一工作，再把文章的大體內容提要一下。

　　一共是十七篇文章，有兩篇文章為一人所寫，需要考據的筆名只有十六個。

　　寫《憶丁玲》的“田苗”就是胡考，這個判斷來自欽鴻等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胡考的《憶丁玲》寄自延安，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萬象》十二月號第三年第6期發(fā)表該文的同時，還發(fā)表了用銅版紙插頁印就的署名胡考的“詞”和“畫”，胡考的本業(yè)是美術。“田苗”是胡考的筆名的準確信息，應該是胡考自己用書信形式向《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的編者所提供，否則20世紀80年代前后，是很難找見被視為非主流輿論刊物的《萬象》的。只能這樣揣度，胡考這位“延安派”文藝家手頭就一直存在著這一期《萬象》樣刊，他也把他上世紀40年代寫過丁玲這事當成一回事，本來胡考的散文就寫得不多。湊巧，欽鴻等來信問及自己的筆名，就翻開保存下來的《萬象》復信提供了“田苗”就是胡考的信息。

　　昔凡的《憶郁達夫》，由四首舊體詩詞加上對四首詩詞的說明文字前綴一段小序組成。這篇文字，在1943年11月1日出刊的《萬象》十一月號即第三年第5期發(fā)表過，發(fā)表時正標題為《吉祥草》，帶破折號的副標題才是《作家筆會》中的“憶郁達夫”。何以題作“吉祥草”，這得說到“昔凡”的“正身”了。

　　在1943年三月號即第二年第9期《萬象》的第一百四十五頁左下角，有一個帶虛線方框的廣告，題為《若瓢和尚蘭竹畫直》，標明這位和尚所畫蘭竹畫的出售價格，細目公布“堂幅”、“屏條”、“立軸”和“冊頁”的各種形式各種尺寸的各自價格，通訊處為“七浦路吉祥寺天禪室”，當然是上海的七浦路了。這個賣畫的若瓢和尚就是筆名“昔凡”的人，他生于1905年，卒于1976午，俗名林永春，浙江黃巖人，1918年因病在天臺山國清寺受戒，后拜師潛心研習佛學，并自修古文和國畫，并在浙江本地的寧波、鎮(zhèn)江和杭州各寺院掛錫。1930年到杭州凈慈寺任副寺，直至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方離杭。離杭后進入上海七浦路的吉祥寺，1946年隨師傅去香港辦畫展并暫時居港。1950年后返回內地一直在吉祥寺。

　　《憶郁達夫》一文在《萬象》發(fā)表時的正標題為《吉祥草》，表明這四首詩是昔凡在吉

　　祥寺寫的詩。這篇舊體詩詞穿插說明并前綴小序的文字，其中至少可以填補1936年秋即這篇文字中所寫的“丙子秋”郁達夫在杭州凈慈寺活動的生平事跡空白。一部厚達兩千頁的大30開硬精裝《郁達夫年譜長編》，就沒有昔凡筆下的郁達夫1936年秋在杭州凈慈寺這次活動的記載。

　　寫《許杰》和《李青崖》的林拱樞，或許就是本名。李青崖在大夏大學中文系講授文學理論課程時，林拱樞坐在教室聽“李老師”講課。這兩篇短文曾以《作家印象記》為總題在《萬象》發(fā)表，與昔凡的《吉祥草》即《記郁達夫》發(fā)表在同一期。昔凡的文章在前面，林拱樞的在卷尾。

　　寫《方光燾》的葑菲，就是1925年3月生于上海原籍蘇州的本名吳宗錫的左弦。

　　寫《蹇先艾》的子木，就是李健吾。這，在文中有很多史實細節(jié)可以佐證，如同在北師大附中讀書、中學時期同在《國風日報》編輯文藝副刊《爝火》等?！白幽尽边@個筆名，是拆“李”字倒置而來。稍后的《林徽因》也出自李健吾，筆名渭西是著名的“劉西渭”中的“西渭”之倒置。

　　寫《徐懋庸》和《黎烈文》的余木、李杰，就是著名的雜文家唐弢，后來又成了魯迅研究家和中國現代文學史專家。這兩則短文，也可以讀出一些魯迅口氣的句子來，這種魯迅式文風就是唐弢的文章特點。

　　寫《老舍與聞一多》的天則，就是王統(tǒng)照，最可以證實“天則”即王統(tǒng)照的例子，就是文中提及聞一多“手持”天則的“《號聲》，——今秋印本”在課堂上大談該書作者的“文章作風”，而《號聲》就是王統(tǒng)照的短篇小說集，1928年12月由上海復旦書店初版，“今秋印本”即1944年秋的重印本。這是一個重要的版本信息，可供研究民國文學圖書版本的學者參考。

　　寫《懷茅盾》和《記北國二友》的東方曦和吉靈，就不用做什么考證的工作了，這兩個筆名都是孔另境用過的，尤其是東方曦，因為兩篇文章都已經收進孔另境的散文集《庸園集》，1946年1月由上海的永祥印書館出版。

　　寫《崔萬秋》的但萍也可能是一個真名，就是《萬象》的固定訂閱者和普通投稿者之一，在1943年三月號即第二年第9期《萬象》的征文欄目《我的嗜好》中有但萍的來稿，說自己是一個朋友來信的收藏愛好者，“喜歡翻閱舊時朋友們給我的信札”，并說“十年以來，已經積有厚厚的三本”。

　　還有幾個筆名無法確定是誰，它們是：寫《沈從文》的“小山”、寫《劇?；貞涗洝返摹耙笫彙薄憽度~圣陶》的“余立”、寫《暨南四教授》的“原予魯”。“小山”，曾懷疑是巴金夫人蕭珊。但仔細讀了幾遍《沈從文》，覺得一些史實對不上，比如徐志摩編《晨報副刊》時“小山”在上面發(fā)表詩文，這就與出生于1918年的蕭珊生平不合。即便說徐志摩最后一年編的《晨報副刊》也是1928年，蕭珊才十歲，不可能投稿并發(fā)表詩文。光機械地查對筆名工具書，來揣度這些筆名是誰，也不太可靠，因為同一個筆名被多人使用在當時不是個別現象。

　　最后，稍微說一下《作家筆會》所收十七篇文章的內容。一句話，這本六萬字的小書，包蘊的內容極其豐富，可以講這六萬字全都出自非常了解所描述對象而且又有文字訓練的人之手。像殷蕪的《劇?；貞涗洝罚且黄既ザ€整頁頁碼的長文，有一萬八千字。文中詳盡地寫了陳白塵、袁俊、吳祖光、曹禺四位著名劇作家在“劇?！钡纳顚崨r，比如陳白塵的一次失敗的戀情事件就寫得很細，估計不少研究中國現代戲劇的學者都不曾讀過此文，否則他們就不會總是僵硬地去套概念來玄空地解讀劇作家及其創(chuàng)作了。無法考證出作者究竟是誰的文章，就是無人認領的文章孤兒，我們要設法早日找到這些孤兒的生母……

　　更為重要的，這六萬字除少數篇章收入作者的文集外，大多都是作家的集外文。這么好的文章，不收入作家自己的文集、不收入有關作家的研究專集，實在是非常可惜的。

　　一本“懷人的文字”的小書《作家筆會》，帶給我們諸多閱讀享受的同時，也帶來那么多無法“解密”的死結。如果早些年能見到《作家筆會》，細讀之后，把一些弄不清的如“原予魯”是誰之類的“小兒科”問題寫信請柯靈賜教，柯靈只需稍事回憶，就可以準確答復了，因為這些文章的作者幾乎都是他的朋友或前輩，熟得不得了。而現在，我們要弄明白一個“原予魯”是誰，就要付出多大的“勞動成本”啊！嘆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