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運動發(fā)生時，我才過七周歲，許多見聞，至今談起來還感到興奮。那些日子，無論走到哪兒，都能呼吸到強烈的愛國反帝的空氣，使我覺得這場運動也有我的一份。每天上學(xué)和回家，我得走寶山路，打商務(wù)的門前經(jīng)過。那兒沸沸揚揚，路邊經(jīng)常圍著一圈一圈的人在聽演講。墻上貼滿標語和漫畫。漫畫有寫實的，如日本工頭揮著大棒打工人顧正紅，英國巡捕向演講的學(xué)生開槍；有象征性的，如一只老鷹在啄人，老鷹身上插著米字旗，一只穿高齒木屐的大腳踩在工人身上。到處可以遇見扛著粗毛竹筒募捐的小分隊，有的竹筒就用鐵鏈鎖在電線桿上。捐款是為了支持工人罷工。每天早上，我把母親給的一把銅子兒扔進竹筒，聽到一陣鏗鏘，好像完成了一件莫大的任務(wù)。那些日子母親下午經(jīng)常出門，我知道她是跟朋友們一起去到很遠的地方，把竹筒里捐來的錢分發(fā)給罷工工人的。

　　再往東走，向南拐個彎就是寶興西里，鄭振鐸先生住在九號。那些天鐵欄桿和鐵柵門上趴滿了報童，鬧嚷嚷的像蜜蜂鬧分房似的。一會兒，一疊又一疊的報紙從報童頭上遞出來了。報童們分著了報紙就分頭開跑?！啊豆砣請蟆?，剛剛出版！”“《公理日報》，一只銅板！”好像滿街都是他們的叫賣聲。我羨慕極了。我知道租界上是不準賣《公理日報》的，誰要是帶著一張跨過北火車站的鐵柵欄，就可能被英國巡捕抓去蹲西牢。所以有些報童喊得特歡，直向北火車站跑；我真想跟著他們跑一趟，看看鐵柵欄那一邊的英國巡捕和水兵聽著我們?nèi)氯赂傻裳邸Ｎ夷菚r就知道，父親常常整夜不回家，就是在鄭先生家，跟商務(wù)的一些同事編《公理日報》。但是報紙上說些什么，為什么這樣受市民歡迎，不是我這個七歲的孩子所能理解的。

　　直到一九八一年秋天，我和弟弟至誠收集整理父親的散文，有位熱心的朋友給我們弄來了一份珍貴的復(fù)印件，幾乎無缺的《公理日報》，從那年六月二日創(chuàng)刊，到廿四日?？箢^的四個大字報名一望而知是我父親寫的，下面排一行小字：“上海學(xué)術(shù)團體對外聯(lián)合會主編”。所謂學(xué)術(shù)團體，文學(xué)研究會也是一個。開頭十一個，后來增加到十二個。沈雁冰先生在回憶錄中說，實際的編輯工作落在商務(wù)編輯所的文學(xué)研究會會員身上，這話是不錯的。最核心的人物是鄭振鐸和胡愈之兩位先生。十一二個團體，政治傾向不可能完全一致，六月二日創(chuàng)刊號的宣言還非常激烈，說出了市民要說的而上海各種大報不敢說的話。如對英國提出的六條要求中，第一條“收回全國英租界”，第四條“懲辦肇事捕頭及巡捕……一律抵償生命”。六月七日，代表上海各界的工商學(xué)聯(lián)合會提出的十七條要求中沒有這兩條。《公理日報》立即發(fā)表社論呼吁：《不要遺漏了“收回租界”》。

　　《公理日報》采取了讀者辦報的群眾路線，想方設(shè)法鼓勵讀者供稿。有一個從來沒見過的專欄，叫作《社會裁判所》，緣起兩條，可能是愈之先生的手筆，寫得十分別致。一條是：“我們?yōu)檎R步調(diào)，懲戒與人異趨的奸細起見，特辟這一欄。裁判官是全體同胞。讀者諸君如有所聞見，希望提筆一判，寄給我們，在這里宣布。”另一條是：“但是被裁判的罪人有自己申辯的權(quán)利。在這里被提及的，如其不服裁判，盡可來函剖白。只要他有堅強的證據(jù)，正當?shù)睦碛桑覀兒茉敢饨o他平反。”六月初，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從北京趕回上海，聲稱他是來做“調(diào)人”的，勸說雙方不要各走極端。我父親就用筆名“秉丞”在《社會裁判所》中發(fā)表短文說：虞洽卿竟然要在我們和英國的交涉中間充當“調(diào)人”，不知他的國籍是什么。他認為我們已經(jīng)走到了極端，言外之意要我們退讓幾百步。他的罪不可掩，請問大家要不要他當“調(diào)人”。這篇犀利的短文是六月六日刊出的，七日的《公理日報》上有條消息，說有人在虞洽卿家后門口扔了個炸彈，沒有傷人，顯然是警告性的。可能是湊巧，跟我父親的短文并無直接聯(lián)系。但是可以看出，《公理日報》確實表達了大多數(shù)市民的憤慨。

　　《公理日報》的本錢說是由各參加的單位負責(zé)，其實參加的單位也大多沒錢，結(jié)果是參加工作的朋友臨時湊集。售價一只銅板只合半分錢多一點兒，批給報童大概只收三厘半，跟紙張和印刷費相差太遠，沒有廣告收入作補貼，眼看快沒法支持了。于是又采取讀者辦報的方法，刊登啟事，請求各界捐助。捐助人的姓名和捐款數(shù)目逐日發(fā)表，每隔幾天把收支賬目在報上向讀者說明。捐助的人不少，大多一元兩元；也有幾筆上百元的，卻不愿公布真實姓名；公開賬目更增強了讀者的信任。賬面上清清楚楚，每一期的紙張印刷費八十余元，發(fā)行收入僅三十余元，經(jīng)費問題就成了致命傷。沒料到印刷也出了問題，《公理日報》在租界上是無法印的；在閘北區(qū)，每天能印兩萬份報的工廠只兩三家；只有一家愿意冒險承印，后來連這一家也受不住官方的壓力了。六月廿四，《公理日報》在?？陨舷蜃x者說明了這兩點，接著又說：“此外尚有幾種別的關(guān)系，但不大重要，這里不必絮說?！蔽也孪搿安槐亍逼鋵嵤恰安槐恪保瑓⒓印皩ν饴?lián)合會”的十來個“學(xué)術(shù)團體”，政治態(tài)度本來不完全一致，哪能不磕磕碰碰的呢！一九六四年秋天，我跟父親去福建參觀，在福州，有位先生來探望我父親。他走后，父親對我說：“這位先生是商務(wù)的朋友，從前是國家主義派，一同編過《公理日報》。我在一篇文章里用了一句‘打倒帝國主義’。這位先生說這句共產(chǎn)黨的口號，《公理日報》不該用，兩個人還吵過幾句?！蔽伊⒖滔肫?，父親在《英文教授》里，曾把這件事裝在了教授董無垢身上。父親說沒有這回事，回北京后我翻出小說讓父親看了，他才承認自己記性差。為了刻畫這位哲學(xué)博士的風(fēng)華正茂，假借的事實何止這一件。

　　在看到《公理日報》的復(fù)印件之前，我以為父親為“五卅”，只寫過一篇《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這篇散文發(fā)表之后，就成了國文課本的保留篇目。寫的都是真情實感，時間的跨度才一個來小時，有點兒意識流的味道。一口氣念下去，當景洽情，很容易“進入狀態(tài)”，尤其在慘案發(fā)生以后的那些天讀。印進課本以后就差一點兒了，老師先得讓同學(xué)們弄明白“五卅”是怎么回事，再一句一句講解，勁兒就松了，有些句子還不大容易講明白。常常有老師寫信來問：那三個影子是代表哪個階級？我父親只好老實回答：“我那時還沒有學(xué)階級分析。說的是我所厭惡的三種人：站在一邊旁觀的人，袖手譏嘲的人，不敢斗爭的人?！笨墒菍嶋H上，破壞這場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的，首先是買辦資產(chǎn)階級。寫《虞洽卿是調(diào)人》的時候，父親和他的朋友們已經(jīng)看出來了。雖然并不算晚，但是已經(jīng)晚了，已經(jīng)不能用這個惡魔去替換那三個影子了。《公理日報》催迫那些資力深厚的大報，說不能只刊登些貌似客觀的消息，要他們趕快站出來說中國人在此時此刻應(yīng)該說的話：揭露銀行界不但不公開宣告予敵人以經(jīng)濟制裁，反而在暗中接濟敵人，幫助敵人渡過金融難關(guān)。還適時澄清了一些模糊看法。如支持罷工并非救濟，愛國反帝不是排外。有些短文雖然署我父親的筆名，我相信，意思都是大家商量過的。我還相信，父親在這場跟朋友們一同參與的戰(zhàn)斗中，精神上和認識上的收獲，都是無從估算的。

　　“五卅”反帝愛國運動，雖然由于權(quán)勢者的出賣，以妥協(xié)而告終。這三個來月的斗爭，也使革命隊伍得到了擴大和磨煉，為上海的三次工人起義積聚了力量，做好了組織準備。反動軍閥并非毫無察覺，奉直大軍相繼南下。寶山路上經(jīng)常有執(zhí)法隊來往巡邏，手捧大令，背負明晃晃的大刀，說抓到“革命黨”立刻就地正法。大家也見慣不怪，不理不睬。

　　有一天放學(xué)回家，寶山路上冷冷清清，有些兒不大對頭。記起母親吃過午飯就匆匆出去，只交代了一句：去青云路空場上開市民大會。我才到家，父親就趕回來了，急匆匆地問：“你母親呢？”也不等我開口，沖上樓去看了一眼就下來了，才沖出門，又回頭交代了一聲：“母親回來了，叫她別再出去。”過了一會兒，母親倒回來了。我告訴她：“父親在著急呢！”母親說：“怎么能不著急！北兵放起槍來了，不知又打死了多少人。我聽得槍聲，急忙跳下臺，有個人把我拉進青云里的一家人家，叫我裝作客人。幸虧沒挨家挨戶搜查。聽說空場的人散盡了，我才繞了個圈子回家?！庇谑潜坏鹊娜顺闪宋业母赣H，直等到半夜里他才回來。他在外邊打聽到我母親沒有事，就在朋友家里趁熱寫了篇報道，題目是《“同胞”的槍彈》。這個“同胞”加上了引號，不僅指出這次慘案跟“五卅”不同，還提醒人們可得加強警惕，向民眾放槍的，正是打著“維持秩序”的幌子，排著隊開進會場來的“同胞”。父親趕到《時事新報》印刷廠，想用抽換稿件的辦法，趕在明天出版的《文學(xué)周報》上刊出，讓讀者一清早就能看到。沒料到這一期的“周報”已經(jīng)提前印得，父親的想法落了空。這時候他才想起，家里還有人在替他著急。那一天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一九二五年過去了，不是輕輕地踅過去的。父親怕我忘記，那年秋天牽著我到南京路老閘捕房門口，叫我記住慘案就發(fā)生在這里。還在捕房對面的水泥墻上，尋找當時留下的比我的食指還粗的彈孔。《公理日報》是被迫夭折了，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們并不就此眼睜睜在一旁瞅著，他們都自覺地站在了恰當?shù)膷徫簧?，做這個時代需要他們做的事。十來個蘇州同鄉(xiāng)，我只記得丁曉先、王芝九兩位先生了，跟我父親商量出版一種鼓吹故鄉(xiāng)改革的《蘇州評論》。評論的對象，勢所必然，得聚焦于少數(shù)把持鄉(xiāng)里的紳士們的身上。創(chuàng)刊號于一月十五日出版，稿子和本錢都是大家湊起來的。通訊處又是我們家：上海香山路仁余里廿八號，并明文宣布歡迎來稿，歡迎索閱，征求經(jīng)濟援助。發(fā)行條例十分特別，說“本刊……雖在封面刊有定價，但實際并不注意此項收入……只消通知本刊通訊處，略附郵費，便可照寄……”紳士們身邊的謀士可抓著把柄了，他們說天下哪有這樣的貼本買賣，可不是受了廣東方面的宣傳津貼？還編得有眉有眼的，錢是誰誰領(lǐng)的，兩千多塊呢。誰誰不好意思獨吞，分了點兒給幾個搖筆桿子的同鄉(xiāng)，印了這么一本白送也沒人看的東西。我父親聽說氣憤極了，在《蘇州評論》第五、第六期上，連續(xù)發(fā)表了兩篇文章，對那些混淆是非的紳士，做了理正辭嚴的抨擊。

　　我父親為《蘇州評論》寫了發(fā)刊辭——《我們的意思》。他綜合了各位朋友的想法，提醒讀者不要再陶醉于那些自滿的浮言。先民的創(chuàng)造已隨著他們的盛年一同逝去，成為供人懷念的遺跡。只要看看市政的荒蕪和公共設(shè)施的徒有其名，就可以了然骨子里的貧困和愁苦。可是那些掌握著一切權(quán)力的紳士還不讓人們透一絲氣，開一聲口。勇敢地把這些見到的說出來，正因為對故鄉(xiāng)不能忘情，愿意和在故鄉(xiāng)的同志一起，努力使寫在紙上的話成為現(xiàn)實。從創(chuàng)刊號起，我父親還開始連載他特地寫的新作《城中》。小說的主角青年丁雨生，回到故鄉(xiāng)開辦中學(xué)，引起了蘇州紳士們的極大恐慌。他們造謠、窺探、誹謗、陷害、恫嚇，無所不用其極。丁雨生思想敏銳，一一應(yīng)付自如，或化險為夷，或反唇相譏，但是直到結(jié)束，仍讓讀者為他的安危留下了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