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本文發(fā)表于2020年8月30日、9月6日北京青年報。本文涉及諸多民進人物。總標題為編者所加。

　　為一冊1922年的日記手稿本尋主

　　2020年08月30日 北京青年報

　　◎葉淑穗（魯迅博物館研究員）

　　本人存有一冊九十八年前一位先生寫的日記，我急切地希望能找到作者的家屬或有關單位，將這本日記手稿，物歸原主，但我也感到十分愧疚，對不起作者。對于這本日記，我當年也曾想過各種辦法，企圖弄清日記本的作者，將日記手稿原件奉還，但因找不到準確的物主，不敢隨意處置。而后我因忙于面臨的工作和寫一些急切要寫的稿件，無奈中，就將它放下了。這一放就是三十余年，遺憾的是日記的作者恐早已不在世間了。

　　疫情期間，宅在家中，我在清點舊稿時，偶然又看到了它——這本日記，才恍然大悟，因而寫此小文，并希望能得到諒解和找到物主。

　　日記手稿本的由來

　　事情的起因是：八十年代初本人曾在《北京晚報》上寫過一篇《為魯迅先生篆刻印章訪八旬老人——劉淑度女士》，稿發(fā)后第二天，《北京晚報》記者反饋說，這篇文章發(fā)表后引起社會關注，接到不少讀者打來的電話。其中一位是京華印社的社長宋致中先生，本人對這位先生素不相識。宋先生曾專程來到我工作的單位——北京魯迅博物館找到我，說感謝我寫那篇文章，使他找到他多年失去聯(lián)系的師傅，并送給我二本書，一為《中國新文學大系》預約樣本，另一本就是這本日記。他告訴我這是他從造紙廠的廢紙堆中找到的，并說“這可能對你研究魯迅有幫助”。那本日記本當時從表面看已破損，封面和封底全無。但我深知它是經(jīng)受過劫難、被搶救出來的物件，因而更知其珍貴。本人接受了宋先生的這份厚禮，表示由衷地感激并說一定要妥為保存。

　　《日記》本的狀況

　　日記本的外殼雖然受到損壞，但所幸日記本本身還是完好的?？雌饋硭瓉響斒且槐痉浅Ｖv究的日記專用冊，名為“中華民國十一年國民日記”。目錄注明書內(nèi)有“節(jié)氣星期表”、“陰陽歷參照表”、“五千年間星期檢查表”、“十二月收支一覽表”、“繁利息表”、“全國縣名表”等，名目繁多，計有三十余項。

　　日記的書寫很特殊，有用毛筆書寫的，更有用紫色、藍色、紅色鋼筆書寫的，還有用紅色、藍色和變色鉛筆書寫的，字跡尚清晰，全冊無署名。為弄清日記的作者，本人曾求助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朱正先生，朱先生曾依據(jù)日記中提供的有關人物線索，對照查找有關史料，如提到胡適則查《胡適日記》，提到鄭孝胥情況時查找《鄭孝胥日記》等等，均未找到日記作者的確切名姓；本人也曾請《人民日報》副刊編輯、資深記者姜德明先生和資深學者王湜華先生（王先生是著名作家王伯祥老先生的公子）。王湜華先生與出版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均有廣泛的聯(lián)系。先生們都為此遍查有關資料，仍未查出日記的作者。無奈，當時本人只得暫時將其妥存，期待將來能有所發(fā)現(xiàn)。

　　日記文本揭示真相

　　疫情之中，本人宅在家中，靜下心來，又重新仔細閱讀日記。經(jīng)過考證本人以為，這本日記的作者，應當是一位商務印書館的成員，這本日記是他工作的手記本。

　　商務印書館是我國最早、最聞名的出版機構，于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創(chuàng)建于上海，爾后在上海設立總館。它最初是從一個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發(fā)展成為現(xiàn)代中國首屈一指的出版文化機構。商務印書館的創(chuàng)立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開始，它以“倡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宗旨，一百二十三年來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化出版事業(yè)的輝煌。

　　據(jù)商務印書館史料記載，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在湖北漢口開辦第一家分館，進而在各地廣開分支書館，大致有40多家，遍及國內(nèi)各大城市遠至海外新加坡，這些分館在書店服務之外更多成為知識界、教育界人士樂往交流的好地方。

　　統(tǒng)觀商務印書館的歷史，對照這本日記，可以證實作者所在單位，應是在商務印書館總館領導下的北京分館，僅舉日記中的幾則即可說明：

　　（一）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總館的聯(lián)系

　　一月二日記：“取第三屆國語講習所同學錄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總館”。

　　三月九日記：“上海總館函為北京指南稿，待查之件，即找戴之，請其速辦”。

　　三月二十七日記：“上海商務館函復，此時補《四部叢刊》《范文正公集》，不能辦，須俟將來印單本時，待告通俗圖書館?！?/p>

　　四月三日記：“午后訪梁聲之，仍為北京指南稿事（上海又來函，即轉交）”等等。

　?。ǘ﹥蓜t日記展現(xiàn)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的工作和活動的概況

　　四月七日記：“下午四時去津，四時廿五分開車，七時十分到津。”

　　四月十日記：“到新旅社訪胡適之談多時，又到模范小學訪劉竺生談多時，訪陳爵莊未遇（劉贈予學校概況等）。

　　到津館，到教育廳略聽梁任公講演，訪李子勤略談，并取得會員錄二本，又訪汪一廣。

　　到扶輪小學訪王平甫談多時，在霞飛樓吃午飯后，到旅館拜會員，到南開學校訪羅辛田談一小時?！?/p>

　　四月十一日記：“午后到各旅館拜客，在金臺旅館遇邵亞芩談甚久，到扶輪中學訪建武談。

　　晚由商務、中華兩處即辦歡迎中小學會議會員，于青年會，七時半開會，十時半畢，會到者五百人，今須是由孫子文代為主席，中華演圖書機，商務演電影四片，另備茶點?！?/p>

　　此次分館活動歷時五日，分館成員一一拜會了社會各界知名人士，還廣泛聯(lián)系教育界，中小學教職員，召開聯(lián)歡會，傳播知識，增進友誼。

　?。ㄈ┤沼浿兴F(xiàn)作者身份的一斑

　　一月三日記：“上國語講習所上課”

　　一月二十日記：“午到國語講習所行畢業(yè)式予幸取列第三?！?/p>

　　三月十三日記：“與白蔭波到教育部，予代表本館慰問索薪教職員?！?/p>

　　三月十九日記：“又到體育社選舉職員，予仍當選為評議員?！?/p>

　　七月十四日記：“到教育會開臨時會，決定設立研究編著股執(zhí)行股，予被舉為執(zhí)行股員?！?/p>

　　十月二十五日日記：“晚開本館第一次會議，宣布職務分配及各種規(guī)則?！?/p>

　　所記職務雖不多，但已可以肯定，這位日記作者應當是這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的負責人之一。

　　（四）日記內(nèi)容簡述

　　這本日記是作者的一本工作手記，所以有各種不同用筆的筆跡出現(xiàn)。它真實地記錄了作者工作的實績。按書館工作常規(guī)來說無非是售書、收銀甚至是催交欠款等工作。但從這位先生的日記中，我們看到的遠不只這些。他從始至終地深入各項工作的基層。從學校的領域來說，作為北京分館的負責人，他踏遍了北京市各中小學和一些專業(yè)學校，去了解他們的需求，一一和這些學校的領導去面談，甚至對這些學校校長的更替，他都了如指掌；對于當時的知識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做更廣泛的接觸，為他們服務，聽取他們的意見，這正是這位先生工作的重點。

　　日記中記錄了諸多的事例，先生聯(lián)系的人物繁多，由于本人對當時的社會情況不了解，僅舉其中知曉的人士，其中就有：胡適、蔡元培、舒舍予、錢鈞夫、鄭孝胥、楊樹達、葉恭綽、朱逷先、梁漱溟……先生的工作做得非常細致。如十二月二十五日記：“蔡孑民來囑代買金石萃編、勞乃宣遺著”；十二月二十九日記：“致蔡孑民函附金石萃編、山海經(jīng)圖著并告勞乃宣年譜無賣”等等。在日記中還多處記有與老舍先生的聯(lián)系，如三月二十七日記：“舒舍予函謝明日之飯局”又六月二十五日記：“訪舒舍予收名片二盒，面交”等等。

　　先生不只承擔書館業(yè)務，還承擔許多社會工作，如教育部安排去慰問索薪教職員，再如三月十六日記有：“午后到教育會開評議會，被推薦代表調(diào)解學潮”；還多次記有接待來訪者，如十一月一日記有“早同四川到京之李念吾、游子九參觀高師附屬小學?！钡鹊?。

　　一樁樁一件件的工作，體現(xiàn)了作者對事業(yè)的執(zhí)著，和全心全意為讀者服務的精神，這正是商務印書館的宗旨——“倡明教育，開啟民智”的具體體現(xiàn)。先生傾注全心為讀者服務的精神，是我們商務印書館人的楷模，令我們這些后人由衷地欽佩。這本日記的留存將成為這一段歷史的見證。

　　最后我們還應該感謝那位搶救文物的宋致中先生，至今已經(jīng)和先生聯(lián)系不上了，不知先生現(xiàn)在可安康！

　　幸虧有你，發(fā)現(xiàn)百年故紙無言之美

　　2020年09月06日 北京青年報

　　在考證材料中發(fā)現(xiàn)伊見思之名

　　原編者按：

　　8月30日本版刊發(fā)《為一冊1922年的日記手稿本尋主》一文，文章作者為魯迅博物館研究員、九旬老人葉淑穗。文章見報后，不少熱心讀者朋友提供線索，積極參與“解密”。今天本版發(fā)表葉淑穗老師和費冬梅有關“尋主”的新作，讓大家分享尋覓百年遺物主人的有趣過程。

　　兩天“破案”令我驚喜

　　◎葉淑穗（魯迅博物館研究員）

　　8月30日《北京青年報》刊登了我的一篇《為1922年日記手稿本尋主》的稿件，使我完全沒想到的是，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熱烈關注。

　　厲害呀！我們的新媒體

　　早上6時許我打開手機，《北京青年報》的編輯同志給我發(fā)來信息，告知我的這篇稿件今日見報。大約8點左右，我的朋友圈一下都傳遍了。他們關心這本98年前的日記手稿本，盼望能盡快查找到日記的作者，很多同志都要求我多發(fā)一些日記的圖片，以便更好地核對手跡找出物主。我的同事姜異新老師告訴我，北京語言大學席云舒教授查出這位日記的作者是伊齊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李林榮教授也發(fā)了許多伊見思先生的手跡；還有商務印書館的老總于殿利先生，也通過魯迅博物館找到與我聯(lián)系的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北京青年報社也不斷接到幫助查找線索的電話；還有讀者看到文中提到：與當年從造紙廠中搶救文物的宋致中先生聯(lián)系不上的情況，特來電話告知宋先生的手機等等。一天電話不斷，應接不暇。

　　不幸的消息是，本人從宋致中先生兒子的電話中，才得知宋老先生已于2018年8月離開了人世，令人悼念！

　　厲害呀！我們的年輕人

　　《北京青年報》發(fā)文的當天下午約2時許，接到一個電話，她自我介紹是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費冬梅，她說，她這個電話是通過她北京大學的老師高遠東先生得到的。她告訴我，她可以找到日記的作者，我當時還半信半疑地問她，怎樣證明呢？她說她對比字跡很像，不過她也說，她下午就可以寫一篇證明的稿子。后來我們加上了微信，大約當晚8時半，她發(fā)來信息告訴我，文章已寫好。

　　費冬梅從數(shù)據(jù)庫中查找的材料，準確而有說服力，令我信服。她的論述完全證實這本日記的主人是伊齊賢（見思）先生無疑。這位費冬梅是一位80后，是2014屆北京大學的博士生，2016年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的博士后，現(xiàn)入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她不但學識淵博，而且是一位熱心于公益事業(yè)的青年人，她向我表示，“我明天繼續(xù)查資料，幫您找一下家屬的線索”，并且還說，“一定要盡最大努力幫您實現(xiàn)您的心愿”。

　　凌晨5點，費冬梅又給我發(fā)來信息，告知“葉老師，伊先生家屬我?guī)湍榈搅?，他的子女有伊葆芳、伊剡（中國民主促進會江西省委員會，已去世）、伊葆茱（北師大物理系畢業(yè)）、伊葆蔭、伊葆芝。我正在聯(lián)系伊葆茱先生”，并發(fā)來伊葆茱先生的照片。她告訴我這是她通過一些回憶文章查找線索找到的，但要聯(lián)系伊葆茱先生就困難重重了。她又通過北師大人事處夏凡老師，打聽到北師大物理系人事處楊碩堯老師，這樣才找到63屆的伊葆茱先生的線索。目前已和伊葆茱先生取得聯(lián)系。他們對伊老先生的日記手稿能保存到現(xiàn)在非常感激，下一步工作如何進行，正在研究中。

　　本人非常驚嘆，對于這本1922年日記手稿本的問題，近40年來都搞不清，但現(xiàn)今在媒體的宣傳下，在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下，在我們的年輕人利用高科技手段的攻關下，兩天時間就完全解決了。我感覺這就是社會的力量、群眾的力量，一種人們心中的社會責任感使然。

　　當初宋致中先生從造紙廠的廢紙堆中，搶救了這本日記手稿本，交給我，是一種責任；本人受宋先生的委托，曾極力想查出手稿的主人，無果后，只得妥為保管，也是一種責任；今天媒體將這本日記的故事公之于世，得到多方面的幫助；費冬梅博士更是以最快速度、最準確的論證，將這本日記做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并寫出論文；還竭盡全力找到日記著者的家屬，這更是一種社會責任的體現(xiàn)。這些就是我們當今社會的新風尚。對此，我們要給予它最高的評價。

　　我找到了“1922年日記手稿本”的主人

　　◎費冬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8月30日早上，看到葉淑穗前輩在《北京青年報》上發(fā)表的文章《為一冊1922年的日記手稿本尋主》，日記是葉老師的一位讀者宋致中先生贈送給她的，據(jù)說是從造紙廠的廢紙堆中撿拾而來。幾十年來，葉老師幾度追尋，想知道日記主人是誰，好物歸原主。讀后深受感動，想略盡綿薄之力。于是以葉老師文中提供的材料為主要依據(jù)，開始了一番檢索，不料竟很幸運地有了發(fā)現(xiàn)。

　　我先說一下結論。目前，根據(jù)已有材料，可以推斷，此本日記為商務印書館元老伊見思先生所著。

　　在前輩查證的基礎上，放棄他人日記中的查找

　　此日記名為《中華民國十一年國民日記》，葉老師在文章中提到，該日記本的外殼受到了損壞，但日記本本身還是完好的，看起來原來應當是一本非常講究的日記專用冊。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姜德明先生在《老舍與“商務”》一文中也提到了這本日記（此文發(fā)表于1997年9月17日的《光明日報》）——葉老師文中說曾請《人民日報》副刊編輯、資深記者姜德明先生幫忙查找日記主人，可知姜文中提到的《國民日記》即《中華民國十一年國民日記》。姜文對此日記的外觀有較為詳細的描述，形容“這本《國民日記》布面精裝，豎格，每頁附有中外名諺，并配有結合時令的古詩，如農(nóng)歷十二月二十五日，即選范成大的詩：‘家家臘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鲁醵催x李商隱的詩：‘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倍鴵?jù)葉老師介紹，此日記“目錄注明書內(nèi)有‘節(jié)氣星期表’‘陰陽歷參照表’‘五千年間星期檢查表’‘十二月收支一覽表’‘繁利息表’‘全國縣名表’等，名目繁多，計有三十余項?！笨梢姡拇_是一本編排得很精心的日記本。

　　不僅在材質上編排精致，這本日記的內(nèi)容也相當豐富。據(jù)葉老師介紹，日記記錄了主人與當年諸多文化界名人的來往，并對自己的業(yè)務工作做了十分詳細的記錄，反映了真實細致的上世紀20年代北平的文化生態(tài)。葉老師考證后認為，這本日記的作者應當是一位商務印書館的職員，這本日記是他工作的手記本，而作者所在單位，應是在商務印書館總館領導下的北京分館，且這位日記作者應當是北京分館的負責人之一。而據(jù)讀過日記的姜德明先生推斷，“這本日記主人分別用毛筆、鋼筆、鉛筆寫于本年（引者注：1922年），中間缺九、十月間的記錄。作者是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的一位協(xié)理，經(jīng)理似乎是一位叫‘伯恒’的人?！眱晌磺拜叾际亲屑氶喿x過日記原文的，做出以上判斷想來是有充分的證據(jù)，在兩位前輩提供的信息和判斷的基礎上，我開始查找資料。

　　葉老師在文中提供了共19則日記材料，涉及不少人物、事件，如主人到新旅社訪胡適之，又到教育廳略聽梁任公講演，訪李子勤，又訪汪一廣等。凡涉及人物交往，查證史實的最好辦法就是查雙方日記，尤其是一眼看到胡適這樣愛寫日記的人出現(xiàn)，立即想到查日記。但葉老師文中說朱正先生曾依據(jù)日記中提供的有關人物線索，對照查找有關史料，如提到胡適則查《胡適日記》，提到鄭孝胥情況時查找《鄭孝胥日記》等等，但均未找到日記作者的確切名姓。想來我再查也是無用功。

　　從商務印書館北平分館管理人員名單入手

　　想了想，決定還是先從商務印書館北平分館管理人員名單入手。

　　在數(shù)據(jù)庫輸入檢索詞“商務印書館”，很快地，在《上海文獻匯編文化卷 10》（上海文獻匯編編委會，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13）中發(fā)現(xiàn)了一則職員名錄材料，從中得知1922年商務印書館北平分館的負責人有四位，分別是：經(jīng)理孫伯恒、副經(jīng)理朱國楨、協(xié)理伊見思、會計主任張鏡清。

　　姜德明先生文中提到，日記“作者是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的一位協(xié)理，經(jīng)理似乎是一位叫‘伯恒’的人”，商務印書館北平分館成立于1922年，當時是北平最大的書店。那么，姜先生文中的“北京分館的一位協(xié)理”是不是就是這里的伊見思呢？聯(lián)系葉老師文中提供的日記材料：

　　一月二日記：“取第三屆國語講習所同學錄一本，交伯恒稍送上?？傪^”。

　　“伯恒”應該就是“孫伯恒”，而日記主人也很可能就是孫伯恒的同事，即伊見思。

　　很高興，第一步就發(fā)現(xiàn)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材料，但孤證不立，我試著從葉老師提供的材料里尋找更多的線索。

　　再探國語講習所同學錄

　　我注意到，葉老師提供的日記材料有幾次提到了“國語講習所”。

　　一月二日記：“取第三屆國語講習所同學錄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總館”。

　　一月三日記：“上國語講習所上課”。

　　一月二十日記：“午到國語講習所行畢業(yè)式予幸取列第三”。

　　由以上三則材料，可以初步判斷日記主人是1922年北京國語講習所的學員，且學業(yè)成績很是不錯，以至于他在日記里頗有些自得地說，“畢業(yè)式予幸取列第三”。這里提到“第三屆國語講習所同學錄”，是個重要信息，我決定再從此處探探路子。

　　在數(shù)據(jù)庫里輸入“國語講習所”后，發(fā)現(xiàn)了一則重要材料，是一份教育部文件，由時任教育總長齊耀珊頒發(fā)。這份《部令：敎育部訓令第六一號（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令各省敎育廳、京師學務局：國語講習所第三屆畢業(yè)學員名冊》，登載于《政府公報》1922年3月31日第2183期上。其中完整記錄了第三屆國語講習所的學員名單。

　　看到這個名單，心里有點踏實了：日記主人就是國語講習所這69名學員里面的一位，沒跑了！國語講習所是當年北洋軍閥政府時期教育部召集全國各地有志于研究國語的人在京學習的機構，而日記主人既是在商務印書館北平分館工作，依照人情之常，很可能籍貫就是北京，屬于就近“就業(yè)”。在這份名單里，籍貫屬于北京的有24人。于是，我對這24人的名字都留意了一下，并特別關注是否有姓伊的。

　　然后，我看到了“伊齊賢京兆宛平”這個學員。心中一喜，這個伊齊賢是否就是伊見思呢？此刻，心中盼望，這兩個名字要是一個人就好了，但希望歸希望，還需要更多的材料來佐證。

　　伊齊賢是否就是伊見思？

　　在數(shù)據(jù)庫中將檢索詞設置為“伊齊賢見思”，繼而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 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團體》（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7）一書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份文件：《北京教育會第一次發(fā)刊會務紀要》（該會事務所編，1913年4月）。據(jù)會務紀要可知，北京教育會是一個以謀取北京地方教育之發(fā)達為宗旨的團體，會所設于北京。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又另外設干事員48人，分別處理各種會務。會務則主要有籌設圖書館、編輯教育報、開設小學研究會及通俗講演研究會等內(nèi)容。教育會采取分股辦事制度，設調(diào)查股、編輯股、文牘股、會計股、庶務股，各自負責不同事務。其中，文牘股員主要負責往來公牘文件及會場記事等工作，在這個文牘股員名錄里，赫然寫著：伊齊賢（見思）。果然，伊齊賢就是伊見思！

　　而據(jù)葉老師文中提供日記：

　　“七月十四日記：到教育會開臨時會，決定設立研究編著股執(zhí)行股，予被舉為執(zhí)行股員?！?/p>

　　由此條可知，日記主人參加了一個“教育會”，此會設立“研究編著股”和“執(zhí)行股”辦事制度，日記主人被推舉為“執(zhí)行股員”。聯(lián)系上文《北京教育會第一次發(fā)刊會務紀要》，由“教育會”及“股員制”這兩個關鍵要素，我做出了基本判斷：這本日記的主人就是伊見思。

　　然而，為了更穩(wěn)妥起見，還是繼續(xù)看一下葉老師提供的其他日記材料吧。

　　三月十九日記：“又到體育社選舉職員，予仍當選為評議員?！?/p>

　　在數(shù)據(jù)庫里檢索“伊見思”，很快發(fā)現(xiàn)了一篇署名為伊見思的文章《體育研究社略史》，此文刊發(fā)于1924年《體育叢刊》創(chuàng)刊號。文中交代了體育研究社成立之緣起和發(fā)展之經(jīng)過：

　　“德、智、體三育皆為教育之本，而三者之中以體育為尤要。蓋身體不健，不惟道德學術無所寄托，而國家亦無由強盛。況吾國講求體育，由來已久，代代相傳，未或稍止。[……]乃有京師志士許禹生、郭秋坪、鐘一峰、岑履信、關伯益、金湘甫、延曼生諸君，謀組織體育研究社，對于體育從事研究，更得佟旭初、吳彥卿、治鶴清、于子敬、王模山、章聯(lián)甫、祝蔭亭、劉蕓生、伊見思、鐘受臣、趙靜懷、陳筱莊、維效先、王鶴齡、趙紹庭、梁載之、郭志云、郭幼宜諸君之贊助，乃于民國元年冬正式成立?！?/p>

　　該社宗旨前后曾有變化，初始注重社員之訓練，后則轉為純粹研究體育的學會，以研究體育、振興尚武精神為宗旨，機構設置上，“社務分為研究、編譯、交際、會計、文牘、庶務等六部，職員計分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基金監(jiān)二人，評議員九人，均用社員投票選舉”，評議員規(guī)模后又增大，“嗣于十一年春，復將評議員額擴充為十五人”?！沼浿魅?922年3月19日日記記載，“又到體育社選舉職員，予仍當選為評議員”，正是民國十一年春，體育研究社擴充評議員而伊見思再度當選之際。

　　至此，日記主人是伊見思，已確鑿無疑。

　　日記主人伊見思，究竟何許人也？

　　那么，伊見思究竟何許人也？大多數(shù)人可能并不熟悉，至于我自己，也是通過這一機緣才知道伊先生的一些事跡。

　　檢索才知，伊見思，滿族鑲紅旗人，滿名伊吉斯歡。作為商務印書館北平分館的職員，伊見思和當時北平文化界聯(lián)系密切，因工作的認真細致，贏得了眾多文化人的信任，經(jīng)常受托代購圖書，如黃炎培日記中就有多個委托伊見思代購書籍的記錄。新中國成立后，伊見思擔任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經(jīng)理，其在編輯出版行業(yè)的工作也受到了業(yè)界的廣泛認可，是中華全國出版工作者協(xié)會發(fā)起人之一，并在首次全國出版會議上作為商務印書館代表發(fā)言。

　　上世紀50年代初，鄭振鐸先生倡議并主持編纂大型戲曲作品總集《古本戲曲叢刊》，將刊物的出版交于上海商務印書館，時任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經(jīng)理的伊見思，因此和鄭振鐸多有往來，如送書、取書、商談印制細節(jié)等。伊見思工作極其認真負責，如1954年10月，他將寄往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的叢刊第二集古本原書裝箱之際，“除了照例抄錄一份‘裝箱清單’之外，還鄭重地寫下了‘第三次交下曲叢二集原本十一種檢查略記’”（引自肖伊緋《紙江湖 1898-1958書影旁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在這份“略記”里，伊見思詳細列出了某些書籍頁面上重要歷史信息的歷史去留問題，并將請示鄭振鐸后的鄭的意見用毛筆一一標示出來。

　　鄭振鐸對伊見思的工作很是滿意，1958年4月29日記記載：“伊見思持商務已印出的毛邊紙本《古本戲曲叢刊四集》樣書16冊來，甚為高興。”此后，叢刊編委會委員之一的吳曉鈴先生也在《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序》中特意提及：“參與前四集的編印工作的，在北京有健在的陳恩惠先生、鄭云回女士和周妙中女士，在上海有丁英桂先生；已故的有北京的伊見思先生。他們默默地辛勤著，不求聞達，未為人知；然而永遠也不會被我們忘記?！?/p>

　　而今，得以確證伊見思先生早年的工作日記依然存世，真覺莫大的欣慰。正如葉老師所說，伊先生一生辛勤地工作，體現(xiàn)了對文化事業(yè)的執(zhí)著，和全心全意為讀者服務的精神，令我們這些后人由衷地欽佩。而這樣一本曾流落于廢紙堆的日記，得到了宋致中先生的愛惜和葉老師多年的守護，這本身也是一個“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