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離開我們已經三年多了（注：本文寫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無一日不在思念他，然而卻遲遲未寫文以表哀思，因為一提筆，就不能不觸動那沉埋在心底的深切的悲哀，不能不再憶那使人痛徹肺腑的日子——1980年12月25日。

　　生命的最后一天

　　那天下午，他和往常一樣，坐在病床前的沙發(fā)上閱讀《十三經注疏》，并且邊閱讀邊在書中夾了作記號用的紙條。這是那年夏天，有人專門約他撰稿談談祖國最早的典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問題，當時他答應了，但由于身體關系一直沒有寫。去世前一個月，他因為感冒發(fā)燒住進醫(yī)院，經過治療，熱度很快就退了，精神不錯。他高興地說：“今年冬天可以好好在醫(yī)院里干些事情了?！彼屓藦募依锇醽怼妒涀⑹琛?，他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材料，這部書里都有，就是須好好尋。因此他幾乎每天都要讀它。

　　那天晚飯后，他說起第二天要寫有關黃侃的回憶錄。這是為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幾天北京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請他寫一點回憶黃侃的文章，他允諾了。當我們表示明天可以由他口述我們筆錄時，他忙說：“不要，不要，我可以自己寫，只是要幫我準備好紙和筆。”

　　萬萬沒有料到，半個小時以后，萬惡的腦溢血使他倒下了?？粗t(yī)生們的搶救，我們的頭腦似乎麻木到周圍一切已不復存在，只是尚存一念：哪怕父親就是癱瘓了，我們也仍會精心照料他，仍可在他口頭指點下幫他做一些工作。我們哪里想到他會死呢？雖然前兩年工作的勞累使耄耋之年的父親去冬以來大病一場，困于病榻數月，九死一生，使我們也有了這方面的思想準備；但是看到他病愈后頭腦仍是那么清楚，工作勁頭仍是那么旺盛，誰也不曾想到死神會如此迅速地奪走他那頑強的生命。

　　一切搶救無效，晚上九時許，父親的心臟終于停止了跳動，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視為生命的書稿，擱下了他畢生緊握的筆，停止了他永遠不知疲倦的思考，撒手而去了！這殘酷的事實來得是這樣突然，以致使我們都無法接受。我們呆呆地握著他還未冷卻的手，望著他微微張開的眼睛，痛心的淚水不知不覺滴到他身上。他剛才還在計劃著明天的工作，事情沒做完，他死不瞑目?。?/p>

　　父親在這最后一次住院的一個月中，只要身體沒有大不適，總是天天都要在沙發(fā)上閱讀書報，或伏案批改文稿、回復信件，看上去完全不像病人。盡管家屬和醫(yī)生不斷提醒他注意休息，盡管他自己也常常感到身體無力，自知生命的歷程快到盡頭，然他就是不肯多休息。他修改舊作《鄒衍及其后繼者的世界觀》，校對《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寫信與徐中舒先生談編輯《古史辨》第八冊事，幫助德融侄修改論文，并當面指點作文方法，又為準備出國進修的青年寫推薦信……他是在與死神搶時間??！

　　后來我們在醫(yī)院整理遺物時，發(fā)現幾天前在一張信紙上留下幾行父親的手跡：“黃侃，湖北蘄春縣人”，“五四運動前，先在北大教中文系，后到中央大學教中文系”，“1936年病卒，年50”，“點完《十三經注疏》”，“《周禮正義》讀完”?？吹竭@些，看到他最后一日讀過的夾著紙條的書籍，看到他已把日期填至12月31日的日記簿……我們的心像撕裂一般地疼痛。蒼天為何這樣無情，這樣不順遂人愿，不能給父親多留下一些時間！還有這么多工作在等待著父親，可是他卻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父親生命的最后一日，最后一月，正是他一生治學的縮影。他在早年的日記里寫道：“思我將來死了，希望他人替我作傳時，說下面兩句：‘對于自己，克勤克儉；對于他人，不驕不吝?！@兩句話對于我并非過褒也?！笔聦嵰泊_如此。

　　一輩子作開山創(chuàng)業(yè)的“苦工”

　　父親出生在清代漢學中心江蘇蘇州的一個讀書人家，從小受過很嚴厲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他幼年讀過幾部經書，中學畢業(yè)后，考入了北京大學，那時適值思想解放運動，使他感到經書中有不少可疑的地方。其后，又值整理國故的運動，使得他感到這方面盡有工作可做。他認為：“以前的人，束發(fā)受經，有信仰而無思考，所以儒家統(tǒng)一了兩千年的教育，連這幾部經書也沒研究好；豈但沒有研究好，且為它增加了許多葛藤，使它益發(fā)混亂?，F在我們第一次開墾這個園地，當然要費很大的力氣為后來人作方便。我們處于今日，只有作苦工的義務而沒有吃現成飯的權利?！保ā豆攀繁妗返谌齼宰孕颍└赣H的一生實踐了他自己的志愿，他永遠是一名開山創(chuàng)業(yè)的“苦工”，而不是坐享其成的人。

　　父親自知“學問的范圍太大了，一個人就是從幼到壯永在學問上作順遂的進展，然而到了老邁亦無法完全領略，因為我們人類的生命太短促了”（《古史辨》第二冊自序），因此他極珍惜時間，年輕的時候常常每天要寫七八千字，每天工作多在十四點鐘以上，雖終日工作而不倦。有時上朋友家拜訪也帶上手稿和筆，如果朋友不在家需要他等待時，就干脆坐在人家房里謄抄稿子。有時因事耽擱一天未能讀書，即覺得這一天是白活的。往往他數月或一年工作下來，最后總要病一場。他詼諧地稱生病為“納稅”，甘愿以數日之病換得一年之工作。

　　為了充分利用有涯之生以獲得盡可能多的無涯之知，父親“無論做什么事，一著手，就有計劃，而且是最大最好的計劃，于是永不能有滿足之時，而事情亦永永做不完”（1928，2，與王伯祥信）。這給他帶來苦惱，也給他帶來欣慰。他認為，“一個人有了志愿，固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為決不能使事實與志愿符合；但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因為事實有一分的接近志愿時，就有兩分的高興”。“能有計劃，則一個人的生命永遠是充實的，不會因外界的誘惑而變志，也不會因外界的摧殘而灰心了”（1932，3，與譚其驤信）。他所訂的一個個計劃，正是他一生為之奮斗的目標，寄托著他全部的希望，也耗盡了他全部的精力與時間。

　　解放后，由于種種原因，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受到批判，他的文章不能發(fā)表，然他堅信他的工作“是根本摧毀舊社會的”，“堅決信其必需，信其為社會主義建設之一部分工作”。眼見年歲日增，他急迫地感到“現在不做更無他時，必須緊緊地把握現在，才可使一生學力不致虛擲”（均引自日記）。在不被社會了解的情況下，他仍大量地讀書與記筆記，數十年來，只要有空閑，就不停地寫，為后人的研究工作積累了豐富的資料，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文革”中，有不少父親的老朋友被逼喪生，然而父親卻堅強地挺了下來，他說自己之所以不忍撒手人間，一方面因妻子兒女需要他撫養(yǎng)，另一方面因許多稿子還未寫完，他在1967年的日記中寫道：“希望此次運動完了之后，一、許我退休，俾得整理宿稿，不管能否刊出，總是了一心事；二、除必用書留三五千冊外，余均捐獻國家……”他還計劃著除了加強馬列著作學習之外，也要多讀甲骨金文書，“先讀《殷虛文字類編》、《金文編》、《說文》，然后讀各家考證文字歷史之書，將《尚書》二十八篇譯出?！痹谀莻€年代，這帶有“書呆子”氣的計劃雖屬空想，但不也反映出父親對事業(yè)的執(zhí)著的追求嗎？

　　災難過后，隨著國家形勢的好轉，父親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也得到很大的改善，雖然年紀老了，手腳不靈便了，又加上“文革”中折磨出來的冠心病時常發(fā)作，但是他的思想并沒有衰老，仍是那樣活躍、那樣清晰。他自知生命沒有幾載了，因此對自己的要求越來越急，也越來越高。他給自己訂下了三年、五年、八年計劃；他尋出三十年代由他擬好，容庚先生用大篆書寫的對聯(lián)掛在房里，以對聯(lián)上的“好大喜功，終為怨府；貪多務得，那有閑時”來自責自勵。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兩年中，時常對人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規(guī)律，我并不怕死，只是胸中還有數篇文章未能寫出。倘使能把它們都寫出來，我死而無怨?！?979年2月20日，他在日記上列出準備編出的十種書：古史論文集、讀書筆記、見聞雜記、自訂年譜、自傳、雜文集、古籍考辨叢刊、崔東壁遺書、姚際恒遺書、古史料匯勘，他寫道：“我這十種書如都能出版，則死不恨矣！”1978年至1980年底，父親發(fā)表的學術論文和參加的學術活動，比“文革”前數年要多得多。我們當然為他趕上好時候而歡欣，然而我們又擔心他的身體已經受不住這樣超負荷的運載。但是我們不能阻止他工作，那樣他就會覺得生命失去了意義；我們只能勸說他不要著急，提醒他注意休息。不過這并不起多大作用，父親不到生病臥床的地步，是不會停下他的工作的。最后這幾年，總是工作——生病住院——病愈出院又工作——又生病住院，如此循環(huán)，就成了他生活的規(guī)律，他真正是工作到老、工作到死的。

　　勤于動筆、勤于修改

　　父親治學的一個特點是勤動腦、勤動筆。他常說：“遍地都是黃金，只怕你不去揀；隨處都是學問，只怕你不去想?！彼麩o論是讀書、教學或是整理古籍、研究學問，往往能從別人看來以為無問題處發(fā)現問題，而且手又不厭其煩，必將心得記出；就是日常見聞，他覺得有用者也要縱筆錄入。有時雖然工作任務緊迫，他也不肯改變此習性，常致夜間難以成眠。然他并不以為這是自討苦吃，他知道學問是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決沒有頓悟的奇跡。

　　由于他抓住資料，使之留于札牘，而不“如云煙之過眼”，是以他作文時對問題的探討深入而精湛；對論據的收集廣博而成熟。人們在贊賞他的文章時往往只是驚訝他記憶力之強，不知其積累之苦。幾十年來，父親所記筆記達二百冊，約四百萬字。

　　“四人幫”雖然剝奪了他讀業(yè)務書的權力，但并不能禁錮他的思想。寫“交代材料”之余，只要有空閑，他腦中仍在思考著古史問題。原來的筆記冊不能用了，就買來小學生作文本，用鋼筆把所想到的古史問題寫入冊中。那時的日記上常有這樣的記載：“記筆記一條，此問題久蓄于心，今日始得寫出，為之一快?！边@十余冊寫滿了挺秀的蠅頭小字的“古史雜記”，既是父親這一段不尋常的學術生涯的記錄，也是對“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控訴。

　　父親治學還有一特點，就是作文總要反復修改。且不說作成一文要易稿數次，即過一日發(fā)現前一日之破綻，就要修改；即使寫畢已發(fā)表之文，隨著時間的推移，又得新材料不少，因而部分或全部重寫，總覺改之不盡，這樣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父親在1949年油印《浪口村隨筆》之百余則筆記，始寫于昆明，重理于成都，續(xù)附于蘇州，又于上海竭盡其力補正達三個月，才成定稿，前后歷時十載。至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社欲將此書付印，父親覺得這些年又有新得，欲事補苴，故請緩期以重寫。以后統(tǒng)理一過，改動若干，直至1961年，經反復斟酌，選其大致可作結論之五十四篇，輯為《史林雜識（初編）》。幾乎每一篇的修改父親都用了極大力量，無論在內容或文字上都有充實或提高。他深知學問沒有止境，如果滿足于一時的成績即是自己的墮落；他又深知任何事情，哪怕是一小事，比如寫一則筆記，也沒有隨便一學就會、一作就好的，必須反復思索用了全力去干，才可學得本領，才可做出成績。

　　父親作《尚書·大誥譯證》這部數十萬字的巨著，自1960年至1966年，其中各部分大的改動幾乎均有三次以上，各次稿本累計達一百萬字，小的改動則不計其數。僅一篇萬言的《序》，現存竟有十二稿之多。而一篇“史事考證”，則由初稿的五萬言，又改至二稿的十余萬言，再改至三稿、四稿的三十萬言。那時的日記上寫道：“連日修改考證，改一次，深入一次，其精湛處有想象不到者，真一樂也?！彼_認為學問中有真實的美感，可以生出他豐富的興味。“文革”興起，風聲愈來愈緊，父親預感到所余時間不多了，更抓緊時間自閉于書齋修改考證，直改至被“勒令”參加運動、接受批判時為止。那一天的日記上寫道：“整日續(xù)寫‘周公執(zhí)政稱王’，約二千言，全稿訖?！洞笳a》考證·乙，今日趕畢。從此，須專讀毛選及報紙，每日到所參加組會，《尚書》工作暫停矣?？甲C·丁中，尚有‘殷遺民分三路移徙’，及‘唐、虞、夏之族與地試探’二文待作，甚望他日能竟此功。”（幫他抄寫此文的同志也一直抄至被“勒令出京”之時止。）

　　“文革”之后，父親舊習未變，無論是自己過去寫而未發(fā)的舊稿，還是現在別人代他整理的新稿，發(fā)表前還是要反復修改。盡管大家勸他節(jié)勞，但他總是不同意，他說：“只要我活著就要改，否則就是不負責任。除非我死了，那么最后的改本，才算是我的定本?！彼詈笠淮涡薷摹段沂窃鯓泳帉憽垂攀繁妗档?？》一文的情景，我們至今記憶猶新。他專心致志地批改，不顧病后的虛弱和天氣的炎熱。雖然他握筆的手顫抖了，襯衫被汗水濕透了，還是不肯休息，直改至午飯端來了才止筆。那時他幾乎累得癱在椅子上了，身子斜靠著椅邊的墻壁，久久動彈不得。我們一邊幫他把身體移正，一邊落下了心疼的眼淚，同時也為他的固執(zhí)而生氣，但誰又能改變他的習性呢？在最后這一兩年中，為了他的健康，常常是由助手悄悄將稿取走，并告訴他說已送出，這才算罷休。

　　有如一團火，燃燒了自己，也燃燒了青年

　　父親一生不僅自己勤奮好學，而且極其愛才。錢穆先生當年在蘇州任中學教員，他并無大學學歷，而父親見到他的《先秦諸子系年》，認為才華出眾，即為之介紹于燕京大學任講師，后又介紹于北京大學、齊魯大學任教授。

　　童書業(yè)先生年輕時曾任浙江省圖書館附設的校印所的校對員，父親見到他的《虞書疏證》，也認為是大可造就之才，請他來燕京大學協(xié)助自己做研究工作。童先生未上過大學，連中學文憑也拿不出來，不好列入大學的正式編制，父親就按月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幾十元作為他的工資。

　　父親對于自己學生的課業(yè)和生活，更是關心備至，尤其是課外的攀談，使學生得益最多。每一個受教的學生差不多都能津津有味地說出他自己一些被啟發(fā)的經驗來，這些經驗往往使他們終生受用。父親常針對每個學生學力、稟性等方面的不同特點而給予不同的課題，引導各人向自己所長的方面深入進去；然后又幫他們找材料、改文章，啟發(fā)他們自動研究的興趣，給他們工作的信心和奮斗的勇氣。父親和他的學生都不大注意分數，因為他們實際的努力與成績，永遠不是分數可以完全表示出來的。

　　抗日戰(zhàn)爭前，父親辦“禹貢學會”，出版《禹貢》半月刊，一方面是針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推動學術界多搞一些歷史地理、邊疆、民族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也是為了使青年的習作有一個發(fā)表的園地。父親自己時有文章發(fā)表，給青年留下作學問的切實榜樣；但他更經常、更大量的工作，是把一些學生的處女作或不成熟的稿件拿來替他們核對和補充資料，有的甚至通體改寫，與原作面目全非而仍用原作者姓名發(fā)表。稿子一經刊出，往往使原作者大吃一驚，仔細閱后，振聾發(fā)聵，方知為學門徑。父親只要有機會，還到原作者處當面將原稿詳加指正，說明所以這般改動的緣故。他曾說過，“從前人有兩句詩：‘鴛鴦繡出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我們正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把金針度與人，為的是希望別人繡出更美的鴛鴦”。他如此悉心教誨，吸引了許多青年走上研究學問的道路。《禹貢》半月刊沒有稿費，印刷等費用主要靠募捐。父親捐款最多，幾年中從薪水里捐款一千五百余元，以致有時自己的生活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當時有人批評他：辦《禹貢》是終日為他人忙，弄得自己學問毫無進步，寫不出多少文章；且賠了錢，太不值得。父親對此卻不屑一顧，他說：“這種人只注目于個人的名利……我決不相信我的功夫是白扔的。”

　　父親尤其喜歡青年們開動腦筋提出問題。譚其驤先生在燕大讀書時曾與父親辯論《〈尚書〉研究講義》中“漢武帝十三州”問題。那時，譚先生不過是個二十歲出頭的學生，父親支持他將自己的看法寫成文；并僅用一天時間寫了六七千字的答復。他兩次去信，父親兩次回信，完全用平等的態(tài)度探討問題。在通信結束后，又將來往信件全部印發(fā)給全班同學，公諸于眾，完全沒有“名教授”的架子。因為父親堅信“知出乎爭”這一真理。

　　譚先生回憶道：“當年這場討論，不僅像顧先生在附記里所說的那樣：把一個兩千年來多少學者沒有搞清楚的問題基本上搞清楚了；還有一點，顧先生沒有提到而同樣很重要的，那就是通過這場討論，使我這個青年對歷史地理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這對于我后來能夠在大學里當一名還算稱職的教師，在學術上多少能夠取得一些成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見《復旦學報》1980年第3期）

　　父親生活節(jié)儉，他的嗜好就是買書，但手頭并不寬裕，常為了看到一部盼望許久的書卻無錢購買感到苦惱，一旦湊夠了錢，往往托別人去買回而自己不敢去書店，因為怕到了書店再看到其他想買的書又引起新的苦惱來?？墒强吹角嗄陮W生生活有困難時，他總是不遺余力設法支援。

　　馮家昇先生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因家庭困難，交不起學費、買不起書，面臨失學的危機。父親知道此事后立即交與他一百元錢，支持他度過難關。這件事使馮先生永世不忘，他常說，沒有顧先生的幫助，就沒有我的今天。

　　父親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欲迎養(yǎng)雙親而苦于無錢，校方補助他一筆款。后因他父母暫不來，這筆款子并未動用。當父親得知研究生請求獎學金者多而名額有限時，即拿此款作為獎學金，增加了四個名額。

　　當時有的失業(yè)青年找上門來，他就請他們?yōu)樗瓕懟蛘碣Y料（盡管當時并不急需這些資料），他私人月月津貼若干。這樣做雖使他感到力竭，然他終無怨言，只要使一些有希望的人們能夠發(fā)展他們的才力而已。難怪人們稱贊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父親一生用自己的心血培養(yǎng)的一些學生，現已成了我國學術界的著名學者。當年燕大歷史學系所編《史學消息》中說：“他待學生最誠摯，他的熱情如一團火，燃燒了他自己，也燃燒了和他接觸的每一個學生。”

　　父親說過：“凡是一件有價值的工作，必須由于長期的努力，一個人的生命不過數十寒暑，固然可以有偉大的創(chuàng)獲，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我們只能把自己看作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必須比前人進一步；也容許后一世的人要比自己進一步。能夠這樣，學術界才可有繼續(xù)前進的希望，而我們這輩人也不致作后來人的絆腳石了?！保ā豆攀繁妗返谌齼宰孕颍?/p>

　　父親的確是這樣做的，他畢生在學術園地里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研究學問，不遺余力地獎掖后進，對學術發(fā)展貢獻了自己全部力量。他雖長逝，然他的生命必將在學術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得到延續(xù)，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