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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至善:父親幼年受教育的情況

發(fā)布時間: 202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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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是兩房合一子,全家長輩都把他看作掌上明珠,自幼受寵愛是必然的了;要是在如今,還不成了要什么就給什么的小皇帝?虧得我們家的經濟情況一年緊似一年,祖父又很看不起那些不自振作的紈绔子弟。例子就在眼前:當時我們家租住在潘姓祠堂的后花園里,那潘家不就是這樣敗落的嗎?要不然,怎么會把祖宗手里建造起來的家祠,賣豆腐似的分租給小戶人家呢?那后花園,想來跟魯迅先生筆下的百草園差不多少。我父親也自小喜歡野花閑草,卻從沒寫到過在那個荒園里度過的愉快自在的童年,我如今也沒法憑空虛構。

  如今興的是望子成龍,兒女還沒進幼兒園,做父母的就忙不迭教孩子識字認數(shù)。據父親說,他進私塾前已認得三千來字,是我祖父親手寫了方塊字,一個一個教他念的。我有點兒為祖母抱不平,怎么把她的功勞全給抹殺了呢?記得我牙牙學語的時候,祖母,還有太外祖母,常把我抱在膝蓋上,按節(jié)拍搖著我,教我跟著念民歌和童謠。歌謠可不是單個的方塊字,是字組成的詞,是詞連成的句子,活潑有趣、聲調悠揚的句子,沒有教訓,念著不感到壓力,我學了一支又一支,少說也有上百支。八十多年過去了,我還能完整地背誦出十幾支來。其實父親也不曾忘記他幼時從母親和外祖母那兒,最早受到的語言教育和文學啟蒙。在他編寫的小學國語課本中,就有好幾支經他加工的蘇州童謠;有一回向中學生做廣播演講,還引用過一支《咿呀咿呀踏水車》,因為太長,記錄上把后半截換成了刪節(jié)號。我想有些報刊常命題征詢知名人士:“對您一生最有影響的是哪一本書?”從沒見過答案是“小學語文課本第一冊”的。父親屢次談自己的文學歷程,都忘了提到自己的母親,也沒有什么是可奇怪的了。

  二十世紀的第一個春天,祖父把我父親送進同巷的陸姓家塾附讀。當時我父親才六歲,只記得塾師姓黃,先教念《三字經》《千字文》。課堂是花園中的一座大廳,掛著塊“報春草堂”四個字的匾。園里有亭有軒,種了幾十棵梅樹,還有李樹杏樹,想來跟《紅樓夢》中賈府的家塾也差不多少??上Р拍盍艘荒?,陸家的各房鬧分家,硬把一座大好宅院,分片賣了,家塾只好關門大吉。有一房遷到了蕭家巷。父親的日記中記著,他在中學時代常去蕭家巷找陸家四兄弟閑聊;待他們一一成了家,也各奔東西,不知哪兒去了。一九五九年過蘇州,父親特地打聽過,已經很少有人知道懸橋巷曾經有過這么一座清麗的花園了。

  離開了報春草堂,父親被送進了張元翀老師自設的書塾。有一件事非提前記下一筆不可:顧頡剛先生和我父親在那兒開始成為同學,成為親密交往八十年的老朋友。懸橋巷東西向,南邊靠河;潘家祠堂對面有座小橋,過了橋右首邊就是顧先生的家。一九七五年我和妹妹弟弟陪父親去過,仍舊叫作顧家花園。其實在顧先生出生以前,花園已經廢了,租給了一家制線香的作坊。父親說他下了學,跟隨顧先生來這兒看水牛。香作里有頭大水牛,老戴著眼罩,拉著石磙轉圈子,把木屑香料碾成粉末。兩人都不敢走近,至多跺著小腳向它吆喝兩聲,或者拿根長竹竿在它屁股上點這么幾下。大水牛并不理會,仍舊不緊不慢踱它的方步。七十多年過去了,香作早已不存在,老房子倒留著一些。看門的把我們領進顧先生舊時的書房,找了把椅子讓父親消停片刻。

  張元翀老先生想來中過舉,沒這點兒名望,人家怎肯把子弟交給他教?又特嚴厲,顧頡剛先生說他“待童子若囚犯”,戒尺不離手。塾中的書房可不是如今的教室,一間大廳里七八個學生,年齡和程度都參差不齊,讀的也不是一本書,這個念《論語》那個念《孟子》;老師只好一個個輪番教,給這個教幾行,給那個教一段;先管識字斷句,等學生背熟了,回過頭來逐字逐句講解。老師今天教的,學生第二天得照原樣向老師還一遍;要是背不出答不上,就攤開手心挨戒尺吧。顧先生說他常常掛著眼淚回家;他父親看他手掌腫得像半個饅頭,連連說“怎么能這樣呢”,第二年就不讓他念書塾,留在家里自己教。我父親倒從沒嘗過戒尺的滋味。同學中數(shù)他年紀最小,也許占了些便宜。而我祖父,自己也舍不得打的,怎能讓嬌兒受這樣的苦楚;自己又教不了,只好做出規(guī)矩,要我父親念熟了老師教的,方準許吃夜飯。

  顧先生還說,當時和我父親雖然同窗接席,卻連談話的機會也極少。小時候我聽父親說,只等老師出門拜客,同學們就鬧翻了天,在書房隔壁的那張炕床上扮演《武松打虎》。甚至也敢把辮子上扯下來的長發(fā)連接成“電線”搞起了“秘密通信”。一九六五年動員老作家給孩子們寫文學作品,父親連續(xù)寫了五篇,總名《一個少年的筆記》,想給高小學生自己尋找作文題材做些個榜樣。在小標題《你們幸福了》那一篇中,這位少年記下了晚間乘涼,聽老爺爺講幼時念書塾的趣事。不用說,這位老爺爺就是我父親;除了末尾上房頂一段,講的是后來在小學里龔賡禹先生的故事,其余的全發(fā)生在張元翀老師設的書塾里。

  在嚴師和慈父異曲同工的關懷下,父親總算念完了當時士子必讀的“四書”,還有《詩》《易》《左傳》。在八九歲上老師說他可以開筆了,就是對圣人的訓詞有了些兒初步的理解,可以開始學做文章——代圣人立言了。出的題目是《登高必自卑》,還關照他應當寫到“為學”方面去。父親依照他的吩咐寫了八十多字,結尾是“登高尚爾,而況于學乎”。老師看得搖頭晃腦的,提起朱筆,在“而”和“乎”字旁都加了雙圈。想來父親在當時是頗為得意的,回家給祖父看了,祖父一定像接到了兒子中舉的報條一般高興。一九四〇年年底前,父親寫《論寫作教學》,用這件親身經歷開的頭。我想讀者定能理解,我父親絕非夸耀自己自小聰慧,而是為了批判那束縛思想的應試教育,把它撿來做引子。

  平心而論,張老先生可以算緊跟時代了。一九〇一年,清政府宣布廢除八股,以策論取士;他出的確是策論題,可是指導學生走的仍是老路,也可見教學改革之難。廢科舉辦學校的言論常見于報刊,念了書塾不應試,叫孩子往何處去呢?我祖父一定被這個問題困擾過。乙巳年(一九〇五),秋闈照常舉辦,看來科舉一時還廢不了,祖父決定讓父親去試試,不在乎中不中,讓他先歷練歷練,免得以后怯場。父親借此撒嬌要挾,說得讓他帶兩個馬鈴瓜去,夜里好解渴。原來點名進場在半夜以后,等到天蒙蒙亮,才有人抬著白紙糊的大燈籠,在考棚的巷子里繞一周,考生們急忙抄下燈籠上的考題,各自回考棚對著蠟燭苦思冥想,只要湊成三百字以上的一篇文章,就可以交卷出場。祖父微笑著,答應并兌現(xiàn)了父親的合理要求。由于此,過了整整十八年,父親才有可能依據那一夜的見聞,寫成了他那一萬多字的短篇《馬鈴瓜》。

  我把編在《葉圣陶集》第二卷中的《馬鈴瓜》翻出來重溫了一遍,又觸發(fā)了不少回憶。小說是隨筆式的,有一段提到做舅父的三項義務。我岳父到紹興府考舉人,也是舅父送去的,據說那位舅父喝多了酒睡著了,竟耽誤了他聽點名入考場的時辰。到我小時候,教育制度已大大改變,當舅父就省事多了,只剩下外甥頭一回剃發(fā),還得請舅父抱著。小說中也有一些是我先前沒注意到的:當時蘇州已經有了中學校,大概是庚子之后教會辦的,否則哪敢跟科舉考試對著干,牌示學生如有改名冒試,查出立即除名。至于那位號稱“天王”的衙內是否是被派來搗亂的,小說沒加暗示。還有件事有點奇怪,小說有幾處提到上回趕考怎樣怎樣,可是父親明明對我說過,他只參加過這最后一次科舉考試。雖說小說可以虛構,做這樣的虛構有什么必要呢?是否為了暗示科舉制度已氣數(shù)將盡,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呢?誰都知道,杜絕夾帶是歷來任何考試的規(guī)矩,應試必須經過嚴格搜身,才能領考卷跨進貢院的高門檻。這一回“大放送”,什么書都可以帶,從《五經備旨》到《應試指南》,都是石印小字本。還有那人手一本的《圣諭廣訓》,更非帶不可了;老師一向不教,學生從未念過,可是應考必須恭默皇上的“圣諭”兩三百字,跟卷子一并上交。閱卷的師爺照例不看。大家都知道不過虛應故事而已,就是“趙錢孫李”默上兩遍也成;這一回可以公然抄錄,豈不更加省心。父親是當作笑話跟我講的,小說只提到書名,沒寫上這一段說明。

  果不其然,才過不久,清政府就頒發(fā)上諭:丙午年(一九〇六)罷科舉,辦學校;又傳出小學畢業(yè)相當童生,中學畢業(yè)相當舉人的話來;好像為了安定民心,卻又遮掩不住無可奈何的心態(tài)。茶館里漸漸傳開,這一下動真格的了,蘇州府屬的長(長洲)元(元和)吳三縣合在一起,一口氣合辦四十所小學,開春全部上課。我祖父想,既然念完四年就是個童生,讓我父親去試試吧。又聽我父親說,頡剛這孩子得了他父親的準許,已決定去考夏侯橋的那一所。我祖父思忖,顧老挑中的一定錯不了??墒锹穼嵲谶h,上下午兩個來回,少說也有八九里吧,叫個實足年齡才十一歲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祖父下了狠心,把家搬到了離夏侯橋才半里多路的濂溪坊。

  公立小學開學那一天,顧先生早早地來到濂溪坊,跟我父親倆手拉著手跨進夏侯橋小學的大門。教室是才刷新的大廳,明亮的玻璃窗上掛著五色紙環(huán)聯(lián)成的彩帶。課桌的桌面是可以掀起來的,坐的也是洋式的帶矮靠背的椅子,都排得齊齊嶄嶄。墻上掛著烏油油的黑板,聽說老師用的粉筆還是從日本帶回來的,當時蘇州還沒有粉筆作坊。尤其那具精致的風琴,真叫人忍不住要伸個指頭在哪個鍵上輕輕按它一下。甭忙,耽會兒就上音樂課了,課程表上寫著呢。除了國文,還有算數(shù)、歷史、地理、博物、音樂、美術、手工、體操。哪兒來的這許多名目?其實一點也不奇怪,都是老師從日本帶回來的。

  請別把這一班可敬的先驅者當成了掮客。經過庚子年(一九〇〇)義和團和八國聯(lián)軍,這一番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都不相匹配的較量,更使他們看清楚,大好中華被列強瓜分的那一天已經不太遠了。清政府鎮(zhèn)壓變法,不自振作,只得由它;辦學校啟發(fā)民智,激勵知恥力行,總是利國利民的事。他們自愿去日本受短期的師資培訓,主要學的是科目的設置和教學方法。蘇州有了這樣一班不求名利的實干家,才有了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所作為樣板的新式學校。

  那些個小學的教員似乎個個是通才,什么課都能教,而且特別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我父親那時身材矮小,正經跳繩踢毽子都不會,偏學會了爬竹竿。夏天院子里搭了涼棚,他順著粗竹竿爬上房頂,坐在屋脊上逗底下的同學。正好龔賡禹老師進來,抬頭看見學生上了房,連連說:“你好……好好地……快下……下來?!蔽腋赣H就雙腿夾住竹竿溜到了地面上。龔老師瞧他沒傷著什么,也沒責備。我父親到老也沒忘記這位好老師。有一回上博物課,他挾了一棵蠶豆一棵油菜來到課堂,跟學生講這是蝶形花冠,這是十字形花冠,還掰開花瓣,教學生識別雌蕊雄蕊。一朵花會有這許多講究,我父親從來沒想到過。栽培花木,觀察它們的生長,逐漸成了他畢生的愛好,在他的詩詞、歌謠、散文,以及晚年寫給俞平伯、賈祖璋等先生的信中,有不少有趣細致的記載。

  音樂課也從沒見過,老師一邊教學生唱,一邊還比畫著教學生表演;有時讓學生像兵士那樣排著隊,一邊走一邊唱行軍歌。也非常注重體操,除了徒手操“立正”“開步走”,還有啞鈴、棍棒等器械操。愛國主義教育從不間斷,大都用老師們自己編寫的教材。一九〇六年冬,為抗議美國政府驅逐華工,在歷史課上,朱遂潁老師宣講美國修建橫貫東西海岸的大鐵路,蒙騙了成千上萬華工背井離鄉(xiāng),漂洋過海,生活困苦又受盡虐待,被稱作“豬仔”;現(xiàn)在鐵路修通了,卻下令把一無所有的華工盡行驅逐。朱老師講得聲淚俱下,孩子們都感同身受,要求列隊上街游行,高呼對美國政府抗議的口號,宣傳抵制美國貨,挨家挨戶勸說莫用美孚油。那時蘇州還沒有電燈,晚上大多用煤油燈;而美孚牌煤油是美國貨,這是誰都知道的。在蘇州城里,反帝群眾運動,可以說是從這一次開的頭。

  老師經常跟孩子們說,愛國要從熱愛自己的鄉(xiāng)土做起。滄浪亭西南角上有座五百名賢祠,既小又偏僻,似乎一向很少人知道。一九六二年年初,我跟父親去蘇州,說好久沒去滄浪亭了,這一回發(fā)個心去看看吧。揀背靜的地方走,無意中繞到了這座小祠堂前面。父親有點兒累了,說進去歇歇腳吧。祠堂只像一條比較開闊的走廊,朝南的一邊是門窗,五扇北墻上都橫五豎四,齊齊嶄嶄嵌著二十塊長方形的碑,不知是水磨青磚還是青石板,共一百塊,每塊碑上刻著五位名賢的半身像和傳略。字實在太小,尤其是高處的,我踮起腳跟也很難看清楚。父親說:“不用看了,打頭的那位是吳泰伯,孔子的學生言游也在內??傊际菍μK州有過貢獻的鄉(xiāng)賢。我念小學的時候,章伯寅先生常帶我們來這里講墻上的名賢;特地指著顧亭林的像,要我們牢牢記住他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跟我們說:‘五百名賢還沒滿額,后邊還留著地位等你們呢?!惫缓筮吽奈鍓K碑還空著。用心如此,真可以說良苦了。

  我沒見過章老先生,是從父親在抗戰(zhàn)期間寫的《我們的驕傲》中認識他的。我知道這篇小說的主人公黃老師,原型就是章老先生。蘇州淪陷后,漢奸維持會脅迫他出山,要他做教育界歸順敵人的帶頭羊。為保持民族氣節(jié),他孤身一人,歷盡艱辛來到重慶。當年在夏侯橋的四個學生打聽得他暫住川東師范,約定了日子一同去探望他慰問他。在小說中,“我”的原型不用說就是我父親自己;戈君,是顧頡剛先生;孫君,是周勖成先生;鄒君,是章元善先生。黃老師見是他們,說的第一句話是:“啊,你們四位,準時刻來了。”守約遵時的好習慣,正是三十二年前,章老先生以身作則的教育成果。又說:“你們四位,往常也難得見面吧。”正是如此,除了周先生為了創(chuàng)辦巴蜀學校,到重慶已多年,其余三位都是暫時歇腳的過客,不久就勞燕分飛了。多么難得的人生瞬間,四個幼年時代的同學,居然能圍坐在老師膝前,細細地聽他講自己的生活故事,浸透著不屈的人格的故事。從父親寫給留守在上海的朋友的信中,可以查到這次可紀念的會面,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

作者: 葉至善
責任編輯: 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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