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記憶

　　1932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時魯迅住在大陸新村，和我家有一定距離。據(jù)我母親回憶，我父親是經(jīng)常去魯迅那里的，而我母親和孩子每周六都會去一次。三個孩子一起去怕太吵鬧，父母每次只帶一個。因此，我要三個星期才能見到魯迅一次。海嬰比我大三歲，我每次去魯迅家，就是和海嬰一起玩。當時我還太小，懵懵懂懂的，對事情沒有什么記憶。魯迅去世時我才4歲，對人的死亡似懂非懂。母親抱著我去給魯迅送葬，我認為魯迅伯伯睡著了。但送葬時有許多挽聯(lián)，放到家里，心里還是感到了一種與平時不同的氣氛。有一天晚上做夢，夢里聽到魯迅伯伯正從樓梯上一步一步走上來，我害怕地驚叫，讓爸爸快把我藏起來，藏到抽屜里。??！光陰易逝，一晃85年過去了！想來今天世上親眼見過魯迅的人恐怕只有我一個人了。

　　在上海我們搬過多次家，最后住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我在那里上了小學和附近的培成女中。兩個姐姐也在那里上過學。因為上海形勢險惡，我們在學校里填寫家長姓名時都用了假姓氏?？谷諔?zhàn)爭時期，父親失業(yè)在家。有時會有一些朋友來，記得梅益、潘梓年來過我家，大人們具體談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箲?zhàn)勝利后，大姐（周曄）先是在之江大學讀書，后來轉到圣約翰大學。圣約翰大學是一所基督教會辦的貴族學校，學費很貴，按我家的經(jīng)濟條件是不可能讓她上這樣的大學的，我現(xiàn)在猜想是黨安排她去做學生工作的。1948年夏天她走了，也許去了解放區(qū)，一年后才得以重逢。

從黑暗走向黎明

　　1948年秋天，遼沈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打得正酣，國民黨惶惶不可終日，上海形勢愈發(fā)緊張。大約10月的一天，我已經(jīng)上學了，父親趕到學校給我寫了一個假條把我接了出來。父親、母親、二姐、我與艾寒松一家（夫婦二人和女兒）登上了去北方的海輪。我 們在海上漂泊了好幾天后到了天津，父親扮作了商人，住進一家旅館。艾寒松聯(lián)系到了黨的交通員，一位年輕人，帶我們兩家人坐上一只漁民小船，到了臺頭鎮(zhèn)漁民家里。路上曾遇到國民黨士兵査問，我們就說是商人回鄉(xiāng)探親。那時形勢相當混亂，這些士兵其實也知道我們要去解放區(qū)，不過已無心仔細査問，無非想要點外快。但我們匆匆離家，隨身一無所有，艾寒松把僅有的一支鋼筆給了他，總算放我們過去了。因為此地不安全，我們在漁民家大炕上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后就又急忙上路。帶路的同志專門為我們雇了一輛帶膠皮轱轆的大馬車讓我們坐在上面，我吃了一顆藥就躺在鋪蓋卷上昏昏沉沉地睡著了。就這樣也不知道顛簸了多長時間。一天到了泊頭，聽大人說這里較安全了。又在大車上坐了好幾天才到了石家莊。中央交際處把我們安排在招待所，是一所日本式的房子, 可能是日軍占領時蓋的，有拉拉門、榻榻米。艾寒松一家就在這里與我們分手了（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江西省教育廳長）。

　　在石家莊住了幾天，說還是不太安全，傅作義的馬隊幾小時就能到達。于是我們乘卡車到了平山縣李家莊。那里是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駐地，離西柏坡有幾里地，不少民主人士都住在那里，與我們同在的有吳晗、胡愈之、沈茲九等。1949年元旦，中央在西柏坡開聯(lián)歡會聚餐，我們受邀到會，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就餐時我就坐在劉伯承旁邊。有一次看戲，又見到了毛主席。二姐周瑾因為是上海醫(yī)學院藥學系畢業(yè)的，不久就被分配到軍委衛(wèi)生部。 我那年17歲，本來想在當?shù)厣蠈W，但李維漢說：“北京馬上要解放了，到北京去上學吧?！?/p>

周建人夫婦在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駐地李家莊

走在光明的大道上

　　1949年1月底，北京和平解放了。我們一批民主人士家眷坐上一輛大卡車，走了兩天，夜間住在一家大馬車店上，大家都擠在一個大炕上。一路上看到整編下來的傅作義軍隊士兵，路上還很危險。1月30日晚上約10點到了清華大學，睡在一間教室里。1949 年1月31日，解放軍進城，我們清早趕到北京前門箭樓上觀禮，親眼目睹了解放軍進城的壯觀場面。北京市民對子弟兵表達出來的熱烈真摯的感情我至今記憶猶新。

　　進京后，我進入貝滿女中（今166中學）上學。1951年畢業(yè)后，我本來已經(jīng)考取清華大學經(jīng)濟系，后又被派到蘇聯(lián)留學。開始我被安排在莫斯科印刷學院學習，但那里教的是俄文的編輯和出版，不適合我國的情況，所以第二學期我就轉到國立莫斯科列寧師范學院教育系學前教育專業(yè)。1956年學成回國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學前教育專業(yè)工作。1961年，教育系成立外國教育研究室，即現(xiàn)在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的前身。翌年，我被調(diào)到該研究室工作，一直到1995年退休。

　　解放后，我母親到上海舊居整理東西。居然在上海車站偶遇大姐周曄，真是喜出望外。至此全家才得以團聚。

進城后與許廣平、周海嬰在北京飯店

　　新中國成立后，我父親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政府工作，直到1966年，周恩來總理親自宣布他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的身份，我們才知道他是1948年4月入黨的秘密黨員。他內(nèi)心其實一直想做一名普通的教師，想到大學工作，最好做圖書館館長，多讀一些書。他骨子里還是讀書人啊。

　　（作者系民進中央原主席周建人之女、北京師范大學原教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