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泛論“文藝為人生”的《文藝談》，這時候正好在北京的《晨報·副刊》上開始連載。我想，半淞園的那次集會，即使沒作為專題提出來討論，也大大激勵了我父親放膽寫下去的勇氣，并迫使他比較全面地考慮了還有哪些關目非談不可。《晨報·副刊》的主編孫伏園先生，也列名為文學研究會的發(fā)起人。他約我父親每天供給他千把字的一段稿子，采取雜感的形式，闡發(fā)“文學是人生的表現(xiàn)和批評”的主張，兼及作品的功能和創(chuàng)作的要素；盡可能想到哪里就寫到哪里，別拘謹。如此約稿算得寬松了，千把字也不算多，只需第二天上午小火輪起錨之前付郵。父親白天得上課，吃過晚飯才能動筆，夜工常常趕到十二點過后。我母親只擔心他身體吃不住，沒想她自己倒擔心出一場病來。父親后來改頭換面，把這件事寫成了小說，題目就叫《小病》。

　　四十則《文藝談》共五萬多字，沒出過單行本。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時候，我還不識字。直到一九八〇年，歐陽文彬兄受上海文藝出版社委托，選編《葉圣陶論文藝》，我才有機會看到抄件。不知道為什么，父親不同意把他的《文藝談》收進“論創(chuàng)作”。說實話，差不多半個世紀之前寫的四十則雜感，我父親哪能記得清他當時都寫了些什么。我于是仔細讀了一遍，發(fā)覺這四十則雜感中有許多話，我父親后來還在說，還在寫。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些話題，父親怎么在五十年前就提出來了呢？只可惜那時的白話文念起來頗吃力，不如我父親后來寫的順暢明白。在陪父親喝酒的時候，我只當作聊天，作了《文藝談》的審讀報告，當然是零零碎碎的。記得從“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源泉”開的頭。因為父親前兩天正好跟我講過陸放翁，說他作詩作到八十四歲，才悟到“功夫在詩外”，主要不在于辭藻和技巧。

　　在《文藝談》中，父親說詩不是作出來的，而是寫出來的，所謂“寫出來”，指的是記錄了人生的真際。我問父親是否還記得，抗戰(zhàn)前他評曹禺先生的《日出》，用的題目本來是《成功的群像》，后來改成了《其實也是詩》，不正是因為這出戲記錄了人生的真際嗎？《文藝談》中還有這樣的話：充實的生活就是詩。誰的生活充實，誰就是詩人，至于寫不寫出來，看他本人的興致了，當然應該慫恿他寫出來。我說，我很喜歡這一段話，給詩下這樣的定義，不知先前有誰提過沒有?！段乃囌劇氛f作品的功能，在于增進人和人之間的理解，喚起人們同情。我看也沒有什么錯。說作者都聚集在城市里不是件好事情，當時恐怕沒有多少人贊同吧？像獵人搜尋野物一般，偶爾到鄉(xiāng)村里走一遭，找了些零星材料就回家閉門創(chuàng)作，難道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那時候已經開了端？……說著說著，杯里的酒就干了。父親對我說：“要是你不提，我真還記不起來了。《文藝談》用不用，讓歐陽去決定吧。”

　　《文藝談》真?zhèn)€是雜感式的，四十則的主題沒有邏輯的排列次序，我父親好像哪一壺開了就提哪一壺，很自然地把心里想到的全寫了出來。除了幾段例文，沒有引誰誰誰的話；這是我父親作文的習慣，也可以說是脾氣。那么我父親的這么些想法，是從哪兒來的呢？如果分門別類，有的話題來自書本，有的話題來自社會或自然界，也有來自城市或鄉(xiāng)間的，也有就來自課堂的，恐怕最多的，得數(shù)跟好朋友聊天聊出來的。受到了點兒什么觸發(fā)，他就追根究底想個沒完，還要找好朋友聊聊，這也是我父親的習慣。在《文藝談》中，他說小說不該這樣寫，不該那樣寫，其實大半是他自己的失敗經驗總結；也是他戛然而止，不再寫文言小說的原因。他不愿意讀者去撞他自己撞過的壁，所以把這些也都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