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從吳縣五高到中國公學的經(jīng)歷
伯祥先生去廈門集美大學教書了。他好像動了什么氣,連夜雇了條船,一清早就把家搬回蘇州安置。在碼頭上跟我父親告別時,他只說兩句話:一句是這樣的結局,他早已料到;一句是懷仁堂二樓全讓給我們家,他反正不會回來了。船離了岸,隱進了薄霧中,我父親才想起王先生是說過,沈校長留住他們倆,就為他自己的寶貝兒子。如今兩個兒子先后畢了業(yè),進城念中學去了,他老人家就把什么教育改革拋到了九霄云外。老板不放在心上,叫我們這些梆梆匠能有什么作為呢?
父親深深地嘆了口氣,越想越覺得不是味:沈校長的兩個兒子,畢業(yè)的時候都算不錯,進了中學以后怎樣呢?誰也不能下保票,但愿他們自己熬好了。最可能的是他們進的那所中學,教學的方法和要求跟五高不同,使他們無所適從。老沈能跟著他們呵護他們一輩子嗎?再想想別的孩子,在五高畢業(yè)了就各奔東西,能升學的占一小半。眼下的名牌中學大多只能算大專院校的預科,不是讓孩子們回到死讀書、訓練攫取高分的老路上去嗎?不能升學的,大抵是鎮(zhèn)上小地主小業(yè)主的孩子,他們無非子承父業(yè),早晚盤算著如何就本生息,將來好把一份體面的家產(chǎn)交給自己的兒子。這樣周而復始,想想也可怕??墒且f改革基礎教育的想法錯了,幾年的心血全歸白費,我父親是決不甘心的。只是太少的同情,太少的理解,實在出乎他當初的意料。獨幕劇《懇親會》的創(chuàng)作構思,也許就在那個時候漸趨成熟的。
詩人徐玉諾先生從河南來信,跟我父親說他將要去浙江教書,六月初的某一天動身,算來火車將在某一天過蘇州,他打算下車耽擱幾天,到甪直跟通信已久的好朋友見上一面,問我父親是否方便。王先生走后,住所擴大了一倍,還有什么不方便的。父親立刻給玉諾先生回信說非常歡迎,到時候一定親自在碼頭上接;叫他到了蘇州住一宿,第二天一清早在齊門外的某個碼頭,乘上哪一班小火輪就成了。趕到郵政代辦所發(fā)了信,我父親找出徐先生的照片給我母親看:一張全身的,穿的夏布長衫,踞坐在三塊大石頭之間;一張半身的,雙目注視著環(huán)握在胸前的兩只手,臉上都洋溢著虔誠的愉悅。父親說:“來的客人就是這一位,河南人,想來是吃蔥蒜的,還喝不慣黃酒?!碑f直蒜頭才上市,蔥只有小蔥,母親去萬盛醬園買了包糖蒜,打了一斤糟燒。到碼頭上迎接的情形,請看《記徐玉諾》,父親自己寫的,一定比我轉述親切。兩位通信朋友現(xiàn)在面對面了,談話還得借助于紙筆,都聽不懂對方的話。還有一篇《悲哀的重載》,記的是陪玉諾先生搭乘小火輪同游水鄉(xiāng)的見聞。兩位朋友沒法聊天,同載的乘客雖然萍水相逢,卻捉著對兒談起家常來。父親從旁聽著,只覺得農(nóng)村到了這個地步是非垮不可的了。虧得玉諾先生一句話也聽不懂,他不斷地噓噓作聲,陶醉于江南水鄉(xiāng)靜謐的景色中。
學期快要結束,父親突然接到中國公學中學部的聘書,請他去教國文,聘書是代理校長張東蓀和中學部主任舒新城聯(lián)署的。母親看了問我父親跟哪一位熟。父親說:“都只聞名,也無人介紹。這是近來的風氣,以為在報刊上經(jīng)常發(fā)表文章的人一定會教國文,就把聘書寄來了。這中國公學在吳淞口,可以聽海潮。你說我應不應呢?”母親笑著說:“看著聽海潮的面子,你就復信應聘吧!”父親說:“也得先跟老沈打個招呼?!蹦赣H忍不住大笑起來?!澳阊?,”她說,“跟伯祥真?zhèn)€難兄難弟。伯祥接到集美的聘書,也誠心誠意先去找老沈商量。老沈連虛留的話也沒有一句,倒說他早料到了,廟小留不住真神,還帶上一句,圣陶早晚也得走?!备赣H急忙問:“這話當真?”母親說:“可不是我編出來的。我看伯祥那天氣沖沖跑回家,吩咐‘趕快收拾,明天一早就搬回蘇州’,不知他發(fā)的什么火。趁灶間里沒有旁人,問了王師母才明白。王師母叫我先別說,將來總有說的時候。我的意思是你別去自討沒趣?!备赣H想了想,說:“就偷偷地溜了?”母親說:“就算溜吧。你八月底邊往上海一溜,耽他半個月別回來。老沈來問,我只說給幾個老朋友拖住了,脫不了身。這點兒小事難不倒老沈,他隨便找個誰填補上就是。到那個時候你再回來,見了面道聲歉就是了。他能把你怎么樣?我還在女子部賣力氣干,決不讓人從雞蛋里挑出骨頭來?!备赣H掂量了好一會兒,才說:“就這么辦。只得讓你再委屈一學期了。”
在吳縣五高,我父親總共耽了九個學期,實足四個半年頭。沒想到在中國公學中學部,一個月課也沒上滿,就鬧起風潮來了,部分學生反對新任命的校長和主任,兼及他們聘請來的所有新教員。據(jù)胡適先生的調查報告說,此次風潮“內容復雜,而舊人把持學校,攻擊新人,自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風潮中,我父親結識了生物學家陳兼善先生、物理學家吳有訓先生、畫家許敦谷先生;還有兩位熱心作新詩的朋友,劉延陵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父親受了他們兩個的影響,在這段時間內,新詩寫得最勤。三位詩友還寫信跟俞平伯先生商量,要創(chuàng)辦一種專門發(fā)表新詩及其評論的刊物。經(jīng)過艱難的游說,中華書局居然答應接受;條件可十分苛刻,書局不付編輯費,也不付稿費,只每期贈送百來冊,由編輯者分發(fā)給作者和讀者;寫封套,貼郵票,包括一切雜務,當然全由編輯者無償承包。如今誰能想到,我國的頭一種新詩刊物《詩》,竟會在這樣的栽培條件下萌發(fā)。風潮的結束看來還遙遙無期。十月廿一,中學的八位教員由我父親領銜,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了一則澄清事實的聲明,大家走散了事。朱自清先生是從杭州浙江第一師范來的,仍舊回到杭州去了。
我父親暫時留在上海,和劉延陵先生商量給《詩》的創(chuàng)刊造些聲勢。父親用筆名在《文學旬刊》上,一連發(fā)表了四篇短論?!毒褪沁@樣了么?》,說新文化運動不該像潮水似的出現(xiàn)低潮,不該才出了一兩種雜志就感到滿足?!杜瓮?,說在報紙上看到《詩》將創(chuàng)刊,盼望這個刊物能向人們解釋清楚,什么是詩,能喚起許多新詩人,來供給人們精神上的必需品。《骸骨的迷戀》,據(jù)理駁斥了東南大學《南高月刊詩學研究號》對新詩的挑釁性攻擊,他們反對博采新鮮的口語和自由的形式,認為只有搬弄舊辭藻,遵守老格律,拼湊出來的才可以稱作詩?!秾W鵡的箴言》,希望寫詩的人,能唱出自己心底的真切呼聲,不要跟著已經(jīng)成名的少數(shù)新詩人鸚鵡學舌。四篇之中,以第三篇的火氣最盛,猶如寫《文藝談》時駁斥《禮拜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