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苯衲晔墙逃姨招兄壬Q辰130周年（編者注：本文發(fā)表于2021年）。時至今日，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與教育熱忱依舊發(fā)光發(fā)熱，值得一代代教育者學習借鑒。今天（9月10日），在第37個教師節(jié)到來之際，“第一教育”推出“活的教育”欄目，讓我們一同重溫陶行知先生的思想精神。

　　可能少有人知道，同樣是一代教育名家的段力佩先生與陶行知先生有過一段短暫的交往。事實上，陶行知的教育精神、教育思想甚至教育思想的表述方式，都對段力佩產(chǎn)生很深的影響。本文將帶您走近兩位教育名家的思想世界……

段力佩與陶行知的“最后100天”

　　陶行知生于1891年，長段力佩16歲。段力佩在青年時代，就對陶行知有所了解，有所仰慕。但兩人的真正見面是1946年。

　　1946年，隨著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政治中心東移，陶行知準備把育才遷往上海，并在上海推廣社會大學運動。4月18日，他到達上海，開始了他最后一百天的生命沖刺。在這最后100天中，陶行知在工廠、學校、機關、廣場發(fā)表演講100余次，為推進和平民主運動日夜奔走呼號。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段力佩與陶行知相識。1946年4月24日，上海教育界歡迎陶行知先生大會在儲能中學召開，陶行知作了演講，時任儲能中學校長的段力佩參與了歡迎大會的籌備并給予了大力支持。

　　為了推進生活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段力佩與陳鶴琴、李楚材、張文郁等上海教育界人士，籌組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于5月12日成立，陳鶴琴任理事長。陶行知親自指導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的籌組。

　　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幾次接觸，段力佩覺得自己對陶行知的敬慕一點不錯，同時他也憑借自己在儲能中學的工作（民主教育實踐），給陶行知留下深刻印象，陶行知認為段力佩是一個可靠、值得信賴的人。

　　7月24日，陶行知請段力佩到位于呂班路（今重慶南路）自己的家中，和他進行了一番極為私密的談話。陶行知告訴段力佩，他準備辦社會大學，請段力佩協(xié)助。

　　孰料，第二天（7月25日）陶行知就因腦溢血搶救無效逝世了。段力佩知道噩耗以后十分悲痛。后來，段力佩和一些朋友籌備陶行知追悼會。

　　后來段力佩積極參與籌備社會大學，在與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同人的共同努力下，社會大學在麥根路240號（今康定東路20號）上海私立大任小學開辦，每周舉辦1次社會講座，由著名政治活動家沈鈞儒、郭沫若、吳晗、林漢達等人演講。

　　1951年，我國思想戰(zhàn)線上展開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由此又引申出對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全面批判。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以后，教育界沒人敢再公開研究陶行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長期無人問津。

　　雖然段力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nèi)都未談及陶行知，但并不意味段力佩不認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從育才中學“緊扣教材、邊講邊練、新舊聯(lián)系、因材施教”教學法和“讀讀、議議、講講、練練”有領導的茶館式教學的產(chǎn)生，都能看出陶行知對段力佩的影響。1990年，83歲高齡的段力佩又撰文《向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學習》，號召學習陶行知先生的為人及其教育思想，特別是學習是他的為人和精神。

從陶行知思想到段力佩主張

　　段力佩很敬佩陶行知，陶行知的為人、精神和教育思想對段力佩影響很大。

辦教育的精神

　　其一是“武訓精神”。段力佩認為陶行知以“武訓精神”來辦教育，自己醉心教育是受了他的影響。武訓（1838—1896年），中國近代群眾辦學的先驅(qū)者，享譽中外的貧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處義學，教育了無數(shù)窮家子弟。

　　陶行知敬佩武訓“無錢也可以辦學”、“再窮也要辦學”的“異行”，不僅自己以武訓為精神榜樣，且宣傳推廣武訓精神。武訓精神，也就是陶行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對教育事業(yè)的獻身精神。

　　段力佩在儲能中學工作時，很多人稱他為小武訓，他因此很高興。他認為自己受到陶行知影響，以武訓精神為榜樣辦教育。批判電影《武訓傳》時，段力佩對人說：“我是小武訓，有什么不好？！”

　　陶行知敬佩武訓，并以武訓精神辦教育，這一點段力佩是非常清楚的，也是很推崇的，他自己也很樂意做“武訓”，哪怕到了武訓被批判時，段力佩也覺得很光榮。

　　其二是同甘共苦的精神。段力佩說，陶行知曾經(jīng)說過“教職員和學生要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風、共守校風，這是改進中學教育和一切學校大關鍵?！彼慕逃枷牒蛯嵺`一貫強調(diào)“師生相近”“以人教人”“以身作則”，師生要“共生活”“共甘苦”“共學”“共事”“共修養(yǎng)”，這樣才能有“真正的教育”。

　　同甘共苦是陶行知教育實踐的一個鮮明特點。這一點，段力佩對陶行知非常佩服。段力佩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確實是這樣做的，扎根一線，和師生一起同甘共苦。

　　早在1941年，段力佩服從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到趙樸初主持的佛教凈業(yè)孤兒教養(yǎng)院去工作時，他就和流浪兒童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游戲，讓他們半工半讀，組織他們修皮鞋、做裁縫，并且學習文化知識，取得很好的效果，為解放區(qū)、新四軍和上海地下黨工作培養(yǎng)了一批革命中堅。

　　1950年3月任育才中學校長以后，段力佩安于清貧、淡泊名利，以校為家，居住在學校一間朝西的12平方米狹長的洗漱間里，卻甘做教師的“后勤部長”，與教師同甘共苦，打成一片。

　　在他的帶領下，學校干部除了堅持兼課外，還將辦公桌搬到教研組去，和教師一起工作、生活，密切了與群眾的聯(lián)系，拉近了與教職工的距離，便于學校工作和教育改革的開展。

　　育才中學的教育改革之所以能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兩度領先普教界并影響全國，這和段力佩在教育實踐中身體力行，與師生同甘共苦是密不可分的。

“教學做合一”

　　段力佩評價，陶行知主張改“教授法”為“教學法”，提出“教師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而在教學生學”，“教的法子必須根據(jù)學的法子”和“交給學生開發(fā)文化寶庫的鑰匙”等觀點，是很正確的。

　　陶行知主張把教學從“教書”為中心轉(zhuǎn)變到以“教學生”為中心；學生從被動地接受知識轉(zhuǎn)變?yōu)橹鲃拥貙W習探求知識。“教學做合一”理論的提出，是我國近代教育產(chǎn)生以來，教學觀念、教學思想的一個重大變革，是教育如何適應中國現(xiàn)代生活問題在教學理論上的創(chuàng)造性的探索。

　　段力佩受到陶行知影響，但沒有照搬陶行知的觀點，而是受“教學合一”理論的啟發(fā)，自成一家，把教育的側重點擺在“育”字上，教學的側重點擺在“學”字上，正確地處理了教與育、教與學的辯證關系。

　　沒有這一認識，育才中學的教育改革難以實現(xiàn)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側重于“教法”向七八十年代側重于“學法”的根本性轉(zhuǎn)變，即難以催生“讀讀、議議、練練、講講”有領導的茶館式教學。

　　“讀讀、議議、練練、講講”八字教學法中本身就體現(xiàn)了“教學做合一”的思想。如“讀讀”和“議議”是學生的“學”；“練練”指學生“做練習”和“動手做實驗”，即“做”；“講講”是教師的“講解”，即“教”。段力佩借鑒陶行知“教學做合一”思想，針對當時中學課堂教學存在的“教師一講到底”的傳統(tǒng)和習慣提出了切實的解決之道。

“小先生”制

　　段力佩多次提到：“陶先生提出小先生制，這對我影響很大”。

　　“小先生制”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陶行知為了克服師資的嚴重短缺問題所創(chuàng)造的。陶行知說：“我們要沖破這難關，必先對教師的觀念起一個根本的改變。師范生乃至各個知識階級不是教師的唯一源泉。小孩最好的先生是前進的小孩子。大眾最好的先生是前進的大眾。”

　　“小先生制”的實施在當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段力佩學習“小先生制”正是在這里受到啟發(fā)，認為孩子在教師的指導下，完全有能力自己學習和創(chuàng)造，有能力自己管理好自己。

　　在思想教育方面，段力佩學習“小先生”制精神，提倡學生自治自理，將班主任改為班級輔導員，讓由學生組成的班委會自己主持班級工作，自己組織班級教育活動、學習活動、文體活動。

　　在“讀讀、議議、練練、講講”有領導的“茶館”式教學中，段力佩學習“小先生”制精神，在課堂上組成四人“讀議小組”，在教師的引導下，使學生就所遇到的疑難問題進行討論，積極開展思維活動，切磋琢磨。

　　段力佩認為：“這一教學形式，等于給了學生開發(fā)智力的金鑰匙，讓他們自己去打開知識寶庫的大門，自由地在浩瀚的知識海洋里索取?！?/p>

　　段力佩的“自治自理”、“自學自創(chuàng)”等主張雖然受到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影響和啟發(fā)，但又不等同于“小先生制”。“提倡學生自治自理，其目的是為了培養(yǎng)學生的政治工作能力和鍛煉學生的組織能力，訓練學生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p>

教育思想的表述

　　陶行知雖然留學美國，師從杜威，但他既反對“因襲陳法”，又反對“儀型他國”，而是立足在中國的土地上、從中國社會生活實踐的需要和中國的國情出發(fā)，總結了新教育運動的實踐經(jīng)驗，吸取了中外教育的成果，探索和創(chuàng)造了有中國特色的生活教育。

　　在教育思想和主張的表述上，陶行知非常注重批判地吸取我國古代教育治學方面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以富有鄉(xiāng)土氣息、朗朗上口的口訣式、大眾化語言進行表述。在這一方面，段力佩的特點也非常明顯。

　　如陶行知“教學合一”基本觀點表述：“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而在教學生學”；“教的法子必須根據(jù)于學的法子”；“須一面教一面學”，“教學相長”。再如“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chuàng)造是孫子”。

　　陶行知還用“民族形式”和“大眾化”的語言概括《育才十字訣》：一個大腦、二只壯手、三圈連環(huán)、四把鑰匙、五路探討、六組學習、七（集）體創(chuàng)造、八位顧問、九九難關、十（誓）必克服?！队攀衷E》看似簡單通俗，卻具有很豐富的內(nèi)容，反映了育才學校教育的主要思想。

　　段力佩教育觀點、思想的語言表述也頗具鄉(xiāng)土氣息、通俗易懂。如“要著眼于‘因’字，因地、因時、因事制宜，因勢利導，因材施教”；“教育的側重點在‘育’，教學的側重點在‘學’”；“課堂不是講堂，主要是學生的學堂”；“要理論聯(lián)系實際，手腦并用”……

　　在教改經(jīng)驗的表述上，段力佩傳統(tǒng)口訣式的語言更是得到充分體現(xiàn)，如“緊扣教材、邊講邊練、新舊聯(lián)系、因材施教”；“讀讀、議議、練練、講講”；“自治自理、自學自創(chuàng)、自覺體鍛”。

　　陶行知和段力佩這種通俗易懂、富有鄉(xiāng)土氣息的教育思想的表述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傳承了中國古代記誦傳習之學的詩韻化語言特點，便于師生理解和大眾傳播。

段力佩眼中的陶行知

　　段力佩在青年時代，就知道有陶行知這么一個教育家。當時，段力佩認為陶行知是要靠教育來救國的，是教育救國論者。事實也是如此，作為中國近代主張以教育拯救中國社會的政治思潮的代表人物，陶行知曾認為，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是沒有文化，缺少教育，科學落后，主張從教育入手，以教育改造人，拯救國家。

　　段力佩認為，教育救國是當時救國的一個方面，雖然后來受到批判，但這種精神值得搞教育的人的學習；而且更可喜的是，陶行知思想不斷發(fā)展，不斷進步，最后從教育救國論者發(fā)展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戰(zhàn)士，一個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戰(zhàn)士，一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段力佩認為，陶行知常說“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種品格和精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段力佩還說，毛澤東同志稱陶行知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這個評價一點不為過，很合適。

　　段力佩非常認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钡纳罱逃窘逃^。他認為生活教育理論很有現(xiàn)實意義，時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辦教育的人還不那么注意學生的生活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對教育的影響，我們必須要聯(lián)系起來加以正確的引導才能達到我們的教育效果。”

　　段力佩認為陶行知對農(nóng)村教育非常重視。陶行知在從事平民教育運動時期，就注意到農(nóng)民問題和農(nóng)村教育問題，1924年10月他總結平民教育運動時就提出平民教育“下鄉(xiāng)”問題，號召青年學生寒暑假回到鄉(xiāng)下去搞平民教育。段力佩認為陶行知立足農(nóng)村辦教育抓住了當時中國國情和實際，是很有見地的。

　　段力佩還認為，后來陶行知辦曉莊師范以及山海工學團、新安旅行團等，培養(yǎng)了大批共產(chǎn)黨員，這說明陶行知的的辦學精神是符合我們黨的路線的。也就是說，陶行知教育思想已具備了黨的群眾路線和教育與生產(chǎn)勞動相結合的雛形和影子，這與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

　　段力佩和陶行知是不同時代在教育界有一定影響的人物，二人有過一段交往，時間雖短，但陶行知留給段力佩的印象和影響卻很深。從某種意義上可以這么說，陶行知和段力佩的交往，也影響了中國基礎教育。

　　陶行知和段力佩兩位教育家所處的時代不同，所遇到的教育課題也不盡相同，但是二人仍有不少相似之處：

　　都能對各自所處時代的教育課題作出積極回應和有益探索；

　　都能以辯證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教育思想，在繼承中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

　　都能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以通俗易懂、貼近大眾的詩韻化、口訣式語言表述自己的教育思想；

　　都愛生樂教、畢生獻身中國人民的教育事業(yè)，有著崇高的品德和風范。

　　時代在發(fā)展，教育需創(chuàng)新。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和陶行知、段力佩所處的時代已然不同，所面對的教育課題也不盡相同。但我們?nèi)钥梢詮奶招兄投瘟ε鍍晌唤逃疑砩蠈W到很多。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附屬嘉定高級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