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福州到泉州、漳州、廈門、寧波隨地都要演說，總是闡揚革命主義，喚起群眾，最可紀(jì)念的，在福州陪何總指揮閱了一次兵。

　　政務(wù)委員中，褚先生是兼民政科的，查先生兼建設(shè)科，朱先生兼教育科，我和蔡先生等都是“散員”，這時委員中又有莊崧甫、王廷揚兩位先生，都是浙江的“名宿”，蔡先生還稱王先生做“年伯”呢。

　　委員中除了那位年輕的共產(chǎn)黨委員和三位兼科的委員外，差不多沒有話問，每件公事，經(jīng)共產(chǎn)黨兩位委員許可就成了決議案。我們卻擔(dān)任一件工作，就是各方推薦縣長，審查“履歷”：共產(chǎn)黨兩位委員對于審查報告，除了一部分不能否認(rèn)他合格的外，總說某人是土豪，某人是劣紳，當(dāng)然，我們也不認(rèn)識得許多，我們也痛惡土豪劣紳，但是有一個方某，他是北大畢業(yè)生，五四運動學(xué)生會中老當(dāng)主席的，擔(dān)任浙江第七中學(xué)校長也好幾年了，論他的資格“毫無疑問的”；可是，提了出來，一位共產(chǎn)黨委員說他是土豪劣紳，就把他的履歷扔過去了，王廷揚先生是他的母舅，正坐在這位委員的對面，他卻“一言不發(fā)”，我覺得奇怪極了，難道方某真是土豪劣紳？他的母舅既不說話，蔡先生和我自然無從插嘴。

　　這時浙江，還有一個政治會議浙江分會，主席是張人杰，我和宣中華、莊崧甫、蔣夢麟都是委員。

　　光陰象箭那樣地去了，東路軍指揮部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早占了上海，何總指揮也向南京進發(fā)，蔣介石也有到上海的消息了；湊巧，在三月底邊的一天，我和邵元沖、蔣夢麟在大街上碰到一個隊伍，后面一串的藤轎，最后又是隊伍，邵元沖一眼膘著一乘轎里躺著一位很象張人杰先生的，后來一打聽，果然是他，住在新新旅社，當(dāng)晚我們就去看他，張先生住了幾天，就約蔡先生和我們同到上海；這天，滬杭鐵路經(jīng)破壞后剛剛通車，車子還是到處遇險，我們坐的還是一輛貨車，擱了幾張椅子，到了龍華，就在白總指揮司令部耽擱了一天；大概，第二三日，蔣介石就到上海，住在楓林橋上海鎮(zhèn)守使署，張先生邀我們一同到那里，也就一同住著，還有吳敬恒、李煜瀛兩位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也都由白總指揮那里同來的，也一同住著；我和蔣夢麟和中央黨部沒有關(guān)系，邵元沖是中央委員，常常想打聽消息：但是四老（吳敬恒、蔡元培、張人杰、李煜瀛）是另住一院的，司令部出入是不得自由的，我們雖有“派司”，總是自己小心不隨便走的。一天，蔣介石約了四老在我們臥室間壁一間屋里（蔣介石常在這里會客）談話，邵元沖撞了進去，立刻被攆出來；又一天，胡漢民先生來訪蔣介石，也在這屋子里，我有事要繞這屋子過，看見他們主客必恭必敬地坐著。這間屋子和我們臥室，實在只隔一扇門簾，我們也沒聽他們多說什么話。

　　四月七日（或六日）下午，說開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了，也就在上面說的這間屋里，我們進去看看，桌上有一張油印品，好象學(xué)校里的講義，邵元沖拿來一看，便說：“這象是我寄給總司令的，上面還有我寫的話，已裁去了?！蔽覀?nèi)跃屯肆顺鰜?，一忽兒，張先生叫人請我進去，說委員會秘書都不在這里，請我“權(quán)充”一下，我當(dāng)然只得擔(dān)任下來：這天，就決定了“清黨”，根據(jù)的是蔣介石提出的那張油印品，連同一張油印的名單。傍晚消息恐怕要有事變，就是共產(chǎn)黨要占上海，到了晚八九點，又得消息，沒有問題了，巳由幫里朋友出來維持了！我們不過聽聽，安慰安慰自己。

　　第二日，四老和我們都各自回家，第三日或第四日，張先生找我和蔣夢麟回杭州主持政治分會，加上一個陳其采，主持政務(wù)委員會：這時，杭州的軍事機關(guān)，也執(zhí)行“清黨”命令了，共產(chǎn)黨自然逃避，褚輔成、沈鈞儒兩位不曉得為什么也被扣了。我們回到杭州，委員會已成星散的樣子，我們布置了一個新局面，過后便正式成立了浙江省政府，仍是張先生主席，我兼任民政廳長，周鳳歧軍事廳長（周鳳歧在抗戰(zhàn)時在上海亞爾培路被暗殺），阮性存司法廳長，陳其采財政廳長，蔣夢麟教育廳長，程振鈞建設(shè)廳長，陳訓(xùn)政、蔣尊簋、黃人望、馬寅初等都是委員，邵元沖委員兼秘書長。

　　我向來做事，只望前進的，很想把浙江的“吏治”和風(fēng)俗、“民食”等等計劃改革一下，叫廳里的職員草擬了許多計劃以外，還請朋友幫忙，想逐漸實現(xiàn)出來，盡我力量的可能，先從“吏治”人手，我對縣長警察所長等人才很為注意；但是，和人民最接近的是警察。中國的警察，從來就是糟糕得厲害，警察所長和“警佐”介紹來登記的卻特別多，我定期和他們說話，看了真是頭痛，有些樣子竟象清朝的“佐貳雜職”，看來除了能夠伺候長官以外，對于人民會發(fā)生些什么？有一個通病，就是不說話，不能說？不必說？不敢說？大概還是不敢說吧。向來政府里只有長官說話的，他們大概是遵守這個原則吧。

　　人民告狀的非常的多，告警察的就不少，這也可以曉得向來警察的成績了；鉆謀警察所長和“警佐”的非常的多，托我的朋友寫介紹信來以外，也理金順泉的弟弟金ＸＸ包辦絲繭捐，找孔鳳春香粉店的老板孔繼庸出面擔(dān)任絲繭委員；這種事情，每年照例的公事，作弊賺錢，也是公開的秘密，不想在蕭山正是省黨部“主委”沈玄廬宅子相近的地方，被踏著了，沈先生就叫那元沖蔣夢麟報告了張主席，立刻命令省會公安局長章烈把金順泉弟兄兩個都扣起來；金順泉當(dāng)然優(yōu)待些，留住在公安局；各銀行首腦大商家的領(lǐng)袖都在商會會長王竹齋家里開會，因為是革命的廉潔政府，不敢向政府說話，尤其是公安局歸民政廳管的，我的難以情說，他們是領(lǐng)教過的；因此，大家束了手，不過說“如果政府太厲害了，我們只有大家同來對付”，銀行方面尤其一致；馬先生得了這個消息，著急了，特地來告訴我；可是，我滿不曉得，我怪沈先生們不該這樣鹵莽，張先生也該和我接洽一回，我立刻往見張主席，問他有沒有這件事？他說：“元沖、夢麟叫我立刻命令公安局這樣辦，否則要被他們逃脫了?！蔽艺f：“只對金順泉不該這樣辦，因為這件事并沒有拿到他有關(guān)系的憑據(jù)，現(xiàn)在銀行商家這樣的態(tài)度，鬧了事，我們政府要為難了?！睆埾壬桶堰@件事，交給我辦，當(dāng)然，也是我的職務(wù)范圍內(nèi)的事；我就把秘書長許寶駒先生請來（這時邵元沖任杭州市長，秘書長換了陳布雷，又辭職了，由許有“投吾所好”，間接直接送扇子文玩來，我除了拒絕以外，便給他摘了登記簿上的大名。有一天看到一件公事，是紹興縣柯橋鎮(zhèn)警察分所所長——警佐ＸＸＸ“呈請辭職”，我很詫異，居然有不要做警察所長的？看了“呈文”，他老實說，“柯橋警佐每月有六百元的收入”（比廳長還多兩百元），但是，他的本薪不過三十多元。但是，他做不下去，因為應(yīng)付的困難；他并且聲明如果不準(zhǔn)，他也不負(fù)責(zé)任了，我就把同我去福州的那位王永祥先生找來，把這件公事給他看了，請他去擔(dān)任，因為王先生是厚道人，而且他的“家景”還好，他又是法政學(xué)校畢業(yè)生，我給他說清楚：“這是委曲作的：但是，我們革命黨來搞政治，就得把顏色給人民看看。”他只得應(yīng)許了：他在柯橋做了三年，叫苦不了；但是，得了人民“恭送”的許多頌揚他政績的東西。直到朱家驊先生做民政廳長的時候，苦苦辭掉。

　　這時候，“廉潔政府”是省政府門前的“飾物”，浙江第一次省政府委員，除了陳其采先生以外，都是從書堆里來的，我們本來“清白乃心”，而且張先生和我們約，要做點成績，給各省做榜樣，我們自然更興奮了。一天，晚上十點鐘的時候，馬寅初先生來找我說：“明天恐怕要罷市了?！蔽以尞惼饋?，什么話？他告訴我：為的是中國銀行杭州分行經(jīng)先生繼任，請他立刻出了一張布告，說明政府的態(tài)度，告誡人民必須安靖；同時，我把商會會長請來，囑他明日由兩家銀行具保，把金順泉保出去，這件事另外依法辦理，算解決了當(dāng)晚的困難；后來這件事由省政府和法院共同審訊了結(jié)。可是，革命黨也有很多做官發(fā)了財?shù)难健?br />
　　我自己曉得我是不會做官的，在省政府里又兼了常務(wù)委員，張主席再把他的私印交給了我，除了關(guān)于建設(shè)的計劃，他感興趣的，以外的事都由我代表了他，自然招來妒忌，尤其是省政府改組了一次，一位曾經(jīng)共患難的朋友落了選，就怪著我不幫忙，就和周鳳歧、ＸＸＸ、ＸＸＸ等合伙靠著中央有背景，要擠去我。（周鳳歧大概為了夏超獨立的事。）有一天，蔣介石忽然給張主席一個電報，大致是說我不孚眾望，囑我辭職，張主席給我看了電報，叫我“不必介懷”，又說；“這事我明白的，我今天正要往南京，我會給蔣先生說明的?！惫?，也就沒事。不久，蔣介石因和“桂系”諸位大將不能諒解，自動“下野”，張主席正在上海得了消息，立刻電報催我到上海，叫我給他擬個辭職電報，我也自然辭職了；果然，周鳳歧做主席了，杭州報上立刻發(fā)現(xiàn)“馬敘倫賣官得賄二十四萬存在匯豐銀行”；也有“揚言”?！榜R敘倫被打倒了。”

　　張先生離了浙江不久，做了國民政府常務(wù)委員，他忽然給我一個電報，叫我立刻到南京。我到南京的時候，國民政府的電燈，比我小時讀書用的。菜油燈還暗，張先生后來和交通部長王伯群爭辦電氣事業(yè)，也是有原故的。我問張先生：“為什么事招我來？”他說：“我想請你來做秘書長，如果你來幫我，我做常務(wù)委員就有作用了?！蔽艺f：“要我來幫助你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呂芯志籌做得好好的，況且他是譚先生（延闿）的人，怕不可以換吧”，張先生想了一想，對的，我仍就回了上海；不久，卻發(fā)表了我做國民政府參事，我向來幫忙不幫閑的，辭了不就。到了十七年底，大學(xué)院改了教育部，蔣夢麟任部長，我任政務(wù)次長，這是我第三次做教育次長，也是我最后的“官階”。

　　老實說，我離開浙江省政府以后，就“灰心仕途”，想學(xué)“信陵君醇酒婦人”，再來做教育次長，只是還捺不住一點火氣，人家說我被打倒，不過說我丟了官，我就再做一次官看看；所以，這次做官真是做官了；但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我還是每日早到遲歸，“案無留牘”，也辦了一件改革大學(xué)制度的事情，又替蔣部長頂了二次大學(xué)潮，但是總叫人灰心的，為了國民教育問題，我們正在計劃，中央黨部政治會議竟把中央委員考試院院長戴傳資的計劃發(fā)到教育部叫照辦，我覺得戴先生的計劃要得要不得，另是一個問題，政治會議直接把他的計劃，不經(jīng)國民政府和行政院而直發(fā)到教育部，將來這種事情多了怎樣辦？又一次，國民政府秘書（陳立夫）來了一封“便函”，說：“奉主席（蔣中正）渝：著教育部發(fā)給留日學(xué)生ＸＸＸ書籍費貳百元?！笔Y部長問我：“怎樣辦？”我說：“擱著吧，我們部里預(yù)算，都有規(guī)定的，這筆款子，數(shù)目雖小，沒法支出，而況主席命秘書‘便函’叫我們部里發(fā)款，怎樣能照辦？就是主席正式的命令，也該由行政院轉(zhuǎn)來，擱著吧，不會有問題的?！边@樣的事，實在不易應(yīng)付，就是做官，官興也不佳了，又碰著我家庭的問題，就此辭職，那時“賦詩”一章，有“從此柴門不再開”一句，就是我的“誓墓文”。這是十八年的冬天。

　　在杭州住了半年，北大找我回去，我想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寫成了，就遲到二十年一月才去北平；但是，《疏證》并未寫成；這是第四次還北大了，我又依我六年回北大的方針，只教書，不問事，連評議會當(dāng)選也不應(yīng)，才把《疏證》又陸續(xù)寫了許多；可是“九?一八”的事情發(fā)生了，心里雖然郁悶，還按住不動，這時，我的環(huán)境也壞，就漸漸地多做詩了。

　　我做詩是沒有‘師承”的，也不向古代詩人墳?zāi)估镆捤麄兊氖牵贿^在自己的園子里拉拉唱唱，不過寫我自己要寫的，從“九?一八”后一年起，每年的“九?一八”，總要胡謅一首，就把我對每年“九?一八”的意思留在紙上。到得熱河也失掉了，敵人的飛機出現(xiàn)在北平空中，我的母親年紀(jì)七十多了，就把老小都搬回杭州；我呢，為著生活，仍在北大教書，身體還不健康，所以感覺到一種悲涼。我的詩境也跟著悲涼。

　　直到二十四年，敵人侵略華北更露骨了，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人們，尤其象我一輩的人們，從前怎樣慷慨激昂伴生命來革命的，自然更受不住，“聲求氣應(yīng)”，又有了結(jié)合。北平大學(xué)法商學(xué)院院長白鵬飛和院里的教員李達、陳豹隱等，北大有我和許德珩張申府尚仲衣等，都要說話了。這時北大校長是蔣夢麟，文學(xué)院長是胡適，法學(xué)院長是周炳琳（北大學(xué)生，五四運動里的一員）；校長是政府任命的，自然必須“仰承意旨”；周炳琳是國民黨黨員，也做過教育次長，不免是政府派（現(xiàn)在周先生任北大教授，他的表現(xiàn)十足站在民主方面了）；胡適是主張好人政府的，這時，這些好人已“登龍門”了，胡適當(dāng)然也是靠政府牌頭的一個，而且他是蔣校長的親信呢，所以北大已不是當(dāng)年的北大——五四運動時代的北大。為了抗日問題，一晚教授俱樂部聚餐，餐后開會，卻加入了高級職員（在先許德珩先生主張不限教授，不得同意），吃飯多些人倒也有趣的；可是，開會的時候，應(yīng)該不是教授就退出了，“然而不然”，我們自然不好意思竟請他們出去的。原來，當(dāng)局們曉得如果討論抗日問題，一般的看法是會通過的，因為究竟北大教授傳統(tǒng)上的關(guān)系，主張抗日的會占多數(shù)，所以拉上高級職員來湊場子；這晚對于抗日問題，我當(dāng)然是主張北大教授，應(yīng)該表示態(tài)度，而且主張抗戰(zhàn)，許先生是附議我的，尚先生也同意我們，陶希圣說了些令人不可捉摸的話（那時他是汪派），胡適便不同意我們的主張，他是相當(dāng)會說話的，很宛轉(zhuǎn)地說明應(yīng)該讓政府去主持的意思；?周先生當(dāng)主席，很拿主席的地位，想硬壓下我們的主張，竟有越出范圍，拿黨的地位來說的話，我也只得不客氣地和他抬了一陣杠子，這晚沒有結(jié)果而散。

　　過了幾日，又是照樣聚餐，再討論抗日問題，依然周先生主席；我和張黻先生開了辯論，插入一位樊際昌先生（北大教授兼總務(wù)長），酒氣熏人，發(fā)了許多帶“醉態(tài)”的言語，然而也不過為政府派“張目”；最后主席拿出一張字條，寫著對日外交的五項主張，都是報紙上見過了許多“人云亦云”的一套，總之近乎不外“避實就虛”，周先生還宣布著；“政府有命令叫各大學(xué)校長，教授，學(xué)生各推代表入京陳述對日問題意見；蔣校長校事甚忙，不得分身，已請胡適之先生代表人京，我們教授也可以請胡先生做代表，把這些條件帶了去?！蔽荫R上答復(fù)；“我們大學(xué)教授的身分，對于國事的主張，不能‘拾人牙慧’，這些條件，說的人也多了，何必我們大學(xué)教授再來重說一遍？況且胡先生既做了校長代表，校長是政府任命的，我們教授如果認(rèn)為該派代表，也得另舉，決不可以叫胡先生‘兼代’?！边@樣，又和樊先生爭一陣子嘴，我就跟著說：“要這么辦，我就退出吧?！鄙邢壬€起來說話，我就退出了，后來怎樣，也沒聽得再說。

　　我和白鵬飛先生等就約了各校的“同志”，組織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或者是抗戰(zhàn)）救國會，我被推做主席，白先生做副主席；這時，上海也有了百歲老人馬良先生領(lǐng)導(dǎo)的救國會，北方的朋友，戲稱：“南北救國，‘惟馬首是瞻’?！?br />
　　北平究竟是“五四運動”的發(fā)源地，各公私立大學(xué)中學(xué)的學(xué)生也組織起來，每日的演講會，座談會，弄得我兜不過來，經(jīng)過十幾天，只好“敬謝不敏”，實在累得病了。（待續(xù)）

（責(zé)任編輯：夏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