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湯爾和在北京創(chuàng)辦國立北京醫(yī)學專門學校，邀我去當國文教員。我覺得革命成功了，我本來不曉得政治，不過推翻滿清好象是我不能辭謝的責任，我雖則不曾參加革命的重要工作，也盡過些兒力量，現(xiàn)在滿清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達到了，以后是怎樣建設(shè)中華民國了，應(yīng)分讓“學有專長”的人們?nèi)プ觯疫€是做教書匠，在我的崗位上工作吧。況且我總算生長在“仕宦之家”，幼年曉得文天祥是個狀元宰相，盡忠報國的人，很羨慕他，所以也想中狀元、做宰相，后來被革命思潮打消了這個觀念，從讀了皇甫謐的《高土傳》，《后漢書》的《獨行傳》和《逸民傳》，配合了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就想做一個高人逸士，也想做個俠客，從陳黻宸老師讀書的時候，他老給我談些社會主義的大概，后來又讀了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托爾斯泰的傳記，都給我的思想有很大的陶鑄的影響。所以在這時，我便不問一切，只做教書匠了。

　　在上年，章炳麟先生和趙竹君（偽政府的什么部長趙尊岳的父親），應(yīng)德閎在上海組織一個什么聯(lián)合會（名稱忘記了），托我在杭州替他們組織分會，我替他辦了一下，但我自己卻“超然物外”。陳老師是加入統(tǒng)一黨的，也叫我?guī)瓦^他私人的忙，而我也依舊“超然物外”。后來，有人說我是進步黨人（大概是《語絲》里），大概是這些原因。其實我的師友在進步黨的確不少，我終究沒有踏人他們的門襤。也就因為如我上面所說的，我自己別有一個志趣。

　　我在國立北京醫(yī)學專門學校教書，真是什么事也不問。那時，由湯爾和認識了一位老鄉(xiāng)，這人姓邵，名叫長光，別字裴子（十七年，他代蔣夢麟做浙江大學校長，就用裴子做名了），他是求是書院學生，轉(zhuǎn)到南洋公學，又到美國學經(jīng)濟；但是，他卻最歡喜弄中國的金石書畫，他是用科學方法研究的，又有特別的眼光，所以精于辨別，卻又不是一般舊式賞鑒家或古董鬼。他特別對于寫字有研究，相信姚配中的翻絞兩法。他自己寫字，雖則不盡能應(yīng)用他的學理，我的寫字卻受了他的指導(dǎo)。我又發(fā)明了寫字不但要運腕，還要運肘，不但要運肘，還要運指，不但要運指，還要五指齊運。我寫了二十首論書詩，把我寫字的方法寫出來，都得他的“首肯”。

　　每晚，他總來到醫(yī)校，和爾和、我，上天下地，無所不談。橘子、長生果是幫助我們健談鋒的。但是，好景不常，袁世凱想做皇帝了，他把現(xiàn)金都挪用到軍事上去，鈔票不能兌現(xiàn)，中國交通兩行的紙幣，價值跌到五折以內(nèi)，公教人員，叫苦連天，那末，這種“風雅之談”，就此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