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究竟是“五四運動”的發(fā)源地，各公私立大學中學的學生也組織起來，每日的演講會，座談會，弄得我兜不過來，經過十幾天，只好“敬謝不敏”，實在累得病了。

　　在病榻上，有人來告訴我：“評議會議決，許你請假一年?！蔽艺f：“我援評議會議決教授請假規(guī)程，教授滿五年可以休息半年，得支全薪，休息一年，得支半薪，我到暑假，已滿五年，我為生活關系，請假半年，怎樣會給我一年呢？優(yōu)待我？怕你聽錯了?！彼执蚵犃艘幌?，再來告訴我；“沒有錯，問過出席會議的某系主任，他說：胡適之先生拿出一張字條，說；‘馬先生請假一年’，就通過了。”我再請人打聽一下，果然不錯，我就提出了質問，蔣校長沒法答復，只說；“仍送一年的薪水好了?！蔽艺f：“不行，決沒有我請半年假，反而給我一年的，除非有理由。”這樣一來，自然逼得我提出辭職書了。原來，他們給我一年的意思，是想叫我離開北大，因為北大的教授，還是每年送一次聘書的，如果我請假半年，假滿仍就回校，因我和北大的歷史關系，不容易不繼續(xù)聘我的。

　　我提出了辭職書，就有一個聽我課的女生（萬仲寅）來說：“女同學已決議向學校當局質問，必須挽留先生。”我說；“謝謝你們，不必，我向來‘言出事隨’，挽留也不留的?！苯又?，男生方面也來請我絕對不可辭職，各校學生會也來請我“打銷辭意”，我都謝了他們：“不要把我這件事，弄得這樣嚴重。胡先生呢，許有不滿意我的地方；（注２）蔣先生和我有交情，我不愿叫他為難?！?/p>

　　蔣校長派秘書長退回我的辭職書，我不受，他自己來了，“道歉”一番；談到適之，他也承認對我有不滿，不過為著要我加增教課，我不答應；原來這時定了一個新例，教授每周至少擔任八小時；我呢，只擔任五小時，教的只有兩門科目；但是歷來已久了；從“六三”受傷后，身體總未復原，所以學校也優(yōu)待不計；蔣校長提了這話，我就回答他說；“別人不提，你是從‘五四’來都曉得的，我替學校出過多少力，蔡先生曾在給我的信上說過北大賴我給他維持住的話（這封信為著保存師友們的手跡一直存著，日軍侵犯杭州，有人把我的箱篋都打開了，我現(xiàn)在還不曾回去過杭州，不曉得遺失了沒有？），我對你也幫助得不少（當然是為公的），我的身體，還未大好，難道不可以原諒些？”他只是把聘書再三地留下而去，我也終究退還了聘書，就回杭州。

　　這年秋末，我逛了一次四川。我怎樣會有“雅興”和“資斧”，去逛四川？原來，四川從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川人治川”，雖然他的內部也不夠和好，但是對外還能團結，所以蔣介石用了很大力量，才把他的軍隊和平地進入四川。當然，這對四川的老軍閥是一種壓迫。當時贊辦四川軍務的是劉湘，劉湘在四川軍閥中說起來，比較是好一些的，可是他也不能例外，要保持他的地位，抵抗蔣介石的壓迫。蔣介石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義，是反蔣的很好資料。這時，我們抗日救國陣營方面，自然也該利用這種機會；國民黨三民主義聯(lián)合會的王昆侖曾偷偷地去過成都，見過劉湘。這時，劉湘的財政廳長劉航琛因公到京（南京），他是北京大學畢業(yè)的，和王昆侖是同學。王昆侖是反蔣的；這時，他和許寶駒、周一志、郭春濤等有一個小組織，正在做反蔣抗日的工作；因此，他就和劉航琛密商一番，要想說動劉湘，聯(lián)絡各方來擴大反蔣抗日的力量，逼使蔣介石對日抗戰(zhàn)。這時，中國共產黨正號召全國抗日，我們就作了決定，要人到四川去，因為我是年輩較長并且在社會上也較有地位，他們就要我向四川走一趟。

　　十月十一日，我離開了我的衰老多病的母親，從杭州起身，經過南京，繞到北京（那時北京叫做北平），和許德珩等商洽一番，因為我在北京的時候，和許德珩、楊秀峰，邢西萍、張申府、程希孟等也有一個小組織，這個組織是以實現(xiàn)社會主義為運動的目標的，所以，我在南京和王昆侖討論未來政治路線的時候，我探王昆侖的意見，他爽快地答復我是“紅”的，我才決意走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