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鏊在上海愛國民主運動中
1946年是上海民主運動高潮的一年。約在4月間,在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推動下,籌備組織“上海人民團體聯(lián)合會”。各民主黨派都參加了,上海各方面的人民團體、進步組織,社會性的、學術性的、事業(yè)性的,如中國經濟事業(yè)協(xié)進會、中國勞動協(xié)會、上海學聯(lián)、大教聯(lián)、中教聯(lián)、小教聯(lián),都參加了。一共發(fā)展到68個團體。這張團體名單(上面有團體名稱、聯(lián)系人姓名、地點)我一直保存到“文革”開始后被抄家時劫去,如果還能找到這68個團體的名單,倒是很有價值的史料。
王卻老是“上團聯(lián)”的理事,是做實際組織工作的領導人。他既是好幾個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之一,又要聯(lián)系這么多人民團體,他每天的工作量已可想見。我看他有條不紊,安排從容。他出來開會,路短總是安步當車,路遠的坐電車往返。有幾次我偶而一天也出席了二、三次會,都發(fā)現(xiàn)王卻老也在座,足見他的工作之繁重,精力之充沛了。
是年6月,“上團聯(lián)”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內戰(zhàn)陰謀,爭取和平民主,發(fā)動組織上海人民代表團,準備赴南京請愿。王卻老是實際的積極組織者之一。記得6月23日發(fā)動十萬群眾在北火車站歡送代表團出發(fā)之前,“上團聯(lián)’每晚在八仙橋青年會一個會議室開碰頭會,分析形勢,部署工作,各民主黨派如民促、民聯(lián)、民盟、民建、農工、九三、民進和各人民團體都派有代表參加,中共代表華崗、陳家康也必到會。當時晚間開會,年長者一般請他們不來為好,但那時如王葆真、王卻老、閻寶航、吳耀宗等幾位長者還是常來參加會議研究工作。我認識華崗同志,也就在此時。
上海人民代表團正式代表,最后決定由馬敘倫、蕢延芳、盛丕華、包達三、張絅伯、閻寶航、雷潔瓊、吳耀宗及陳震中和另一位學生代表共十人組成,推馬敘倫為團長(原來有胡厥文,因臨時有事改推蕢延芳)。這個代表團中,民建成員占了五人即蕢延芳、盛丕華、包達三、張絅伯、閻寶航。四十余年后的今天看來,我認為是中共領導上經過充分研究、精心安排,是很高明的。因為上海是全國工商業(yè)中心,工商界人士為代表最合適,而且其中蕢、盛、包、張四位均寧波人,并與蔣介石早年有些私交。
6月23日這一天,民建會發(fā)動全體會員和聯(lián)系的群眾到北站參加歡送大會,還租了一輛大卡車,制了一面橫幅會旗,迎風招展,卡車坐滿會員,大部分會員列隊步行,浩浩蕩蕩,到北站廣場集合。那天的北站,人山人海,密密層層,旗幟飄揚,蔚為壯觀。上午八時,歡送大會開始,大會執(zhí)行主席王卻老作了熱烈而堅定的簡短講話,就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講話。陶行知先生這天的講話,也就是那首代表群眾公意的著名史詩(見陶行知年譜、陶行知詩歌集):
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們需要永久的和平!
假裝的民主太丑了,我們需要真正的民主!
我們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戰(zhàn)爭,爭取永久的和平!
我們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對獨裁,爭取真正的民主!
十萬群眾怒吼了,中國人民怒吼了!
大會開得熱烈、緊張、團結、有力。大會秩序井然,隊伍整齊,國民黨特務不敢搗亂。
代表團進站上車,即開始游行示威。我們一路由河南路、南京路而西藏路、淮海路到復興公園解散。王卻老始終和我們一同步行,在隊伍最前列,毫無倦容。
代表團于是晚七時到南京,遭到了蔣介石所派特務的毆打,馬敘倫、閻寶航等身受重傷。這就是震驚一時的“下關慘案”。王卻老又忙著“上團聯(lián)”關于“下關慘案”的后援、抗議等宣傳組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