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引領現(xiàn)代社會

　　我們現(xiàn)在正處在一個充滿著劇烈變化的世界之中，一切看上去似乎都顯得格外的混亂、格外的無序。但就在這混亂與無序之中，有關專家卻從中能夠看清這樣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事實，這就是知識在急劇的膨脹和極其迅速的傳播。而且借助于電子計算機和現(xiàn)代通信技術，尤其是手機在社會上的普及，知識已滲透、蔓延到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階層，使整個社會及其性質發(fā)生了巨大而迅速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模式也隨之發(fā)生了本質性的改變。正是借助于如此的方式，知識或信息也已把自己的觸角無限地伸展到未來的世紀之中,將起著巨大的引領或主宰作用。

　　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加爾布雷斯早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就首先注意到了知識在現(xiàn)代西方社會經濟結構中所發(fā)生的權力重新分配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權力分配論”的理論體系。

　　他認為，在任何社會中，權力總是與“最難獲得或最難替代的生產要素”聯(lián)系在一起的。如果誰擁有了這樣的生產要素的供給，誰也就自然而然地擁有了相應的權力。在封建時代，顯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由于地主是這一要素的擁有者或供給者，所以地主也就擁有了權力。到了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代替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權力也就相應地轉移到了資本家的手里。而在現(xiàn)代社會中，由于工業(yè)的不斷發(fā)展，尤其是科學知識理論及其技術的迅速進步和大力普及，所需要的專門知識越來越精細，越來越復雜，越來越系統(tǒng)化。在現(xiàn)代社會，專門知識已成為決定企業(yè)成敗的決定性的生產要素。于是，權力也就從資本家手中逐漸地轉移到了一批擁有現(xiàn)代工業(yè)技術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技能的人群手中。這些人被稱作“技術結構階層”。

　　“技術結構階層”掌握了權利之后，又引發(fā)了如下幾個帶有根本性意義的變化：(1) 現(xiàn)代公司的新目標在“技術結構階層”掌權之后，已從過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為目標轉變?yōu)樽非蟆胺€(wěn)定”、“增長”和“技術興趣”等目標；(2) 為了實現(xiàn)“穩(wěn)定”這一首要目標，商品生產已由過去的消費者需要什么，公司就生產什么的“消費者主權”理論轉變?yōu)椤吧a者主權”的理論，即新的科技產品引領或刺激消費者的需求。如電腦，尤其是蘋果手機產品引領智能手機的消費已經很明顯地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趨勢；(3) “技術結構階層”掌權后，企業(yè)與銀行、國家、工會、科技界的關系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如工業(yè)資本與銀行資本不再融合，企業(yè)與工人的關系日益密切，企業(yè)與國家融為一體，等等；(4) 與上述的變化相適應，社會階級關系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正是基于上述的認識，加爾布雷斯指出，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沖突，已經不再是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對立，而是有知識者和無知識者之間的對立。有知識者就有可能成為富人，就有可能掌握相應的權力，而知識貧乏者也就可能永遠只能是窮人了。

　　“權力分配論”的新穎獨到之處，是它完全從“知識”這一全新的視角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yè)內部結構所發(fā)生的結構性的重大變化。正是加爾布雷斯率先異常清楚地看到了，知識已經是現(xiàn)代社會中“最難獲得或最難替代的生產要素”。就目前看，且不論新制度學派的理論在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界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但是有一點卻是很清楚明白的，即加爾布雷斯將知識看作是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要素的思想是具有深刻的歷史洞察力。事實上，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整個世界都因知識的急劇增長和迅速傳播而發(fā)生了深刻而巨大的本質性變化。

　　加爾布雷斯的上述理論在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不斷得到來自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者的積極回應。于是不少學者紛紛撰文，以“知識”為核心范疇來描述、分析現(xiàn)代世界范圍內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而且，他們以“知識”來構想未來世紀的社會總特征成了一種特別受人青睞的時尚。如在80年代，日本學者堺屋太一的《知識價值革命》一書就是運用“知識價值”一詞來描繪未來社會的總體特征，而且他把即將到來的未來社會干脆稱之為“知識價值社會”，指出“知識價值社會”是由“知識價值革命”引起的。他認為，這種“知識價值革命”在日本、美國是由于80年代電子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和廣泛的普及而產生的。他明確地指出，“知識價值社會”是比起物質財富的生產來說更加重視創(chuàng)造“知識與智慧價值”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將會減少對物質財富的數量方面的需求，而會增加對取決于社會主觀意識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需求。 （未完待續(xù)……）

　　（胡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人文學部委員、北京市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發(fā)展戰(zhàn)略委員會副理事長 、民進中央文化藝術委員會主任等。發(fā)表專著10部、合著5部、譯著1部、發(fā)表學術論文193篇。）

　　[1]參見Keith Lehrer：《The Theory of Knowledge》， Westview Press, 1990。

　　[2] 龍福元：《產業(yè)革命》，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第二節(jié)“科技發(fā)展與蒸汽機”。此處所述蒸汽機的材料均引自第二節(jié)“科技發(fā)展與蒸汽機”。

　　[3] 龍福元：《產業(yè)革命》，第二章，第二節(jié)“科技發(fā)展與蒸汽機”。

　　[4] 潘永祥主編：《自然科學發(fā)展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543頁。此文關于電子計算技術的資料也主要采自該書的第28章“電子計算機科學技術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