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的女首相弗雷德里克說戴口罩是侵犯自由人權，若是疫情在他們國家發(fā)生，他們不會讓民眾戴口罩，更不會讓民眾呆在家里“禁足”的。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大考”中，這個世界存在的各種問題都暴漏和凸顯出來，許多事情發(fā)人深省。譬如疫情在中國爆發(fā)時，丹麥的女首相弗雷德里克說戴口罩是侵犯自由人權，若是疫情在他們國家發(fā)生，他們不會讓民眾戴口罩，更不會讓民眾呆在家里“禁足”的。后來疫情席卷歐美，西方竟有那么多人打著“爭自由”的旗號抗議政府的防疫措施，美國總統(tǒng)竟然帶頭反對“居家令”。這讓人不禁思考西方自由主義的過猶不及問題。

　　眾所周知，自由民主代表著當今西方意識形態(tài)。民主與自由，是骨與髓般的表里關系。自由是一座山，民主是它的峰。西方意識形態(tài)簡而言之就是自由主義。

　　西方自由主義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向神權爭人權，或稱“向教權討俗權”更為確切。文藝復興運動以及趨向世俗化的宗教改革即是代表。

　　第二個階段是向王權爭民權，或稱“罷王權、興民權”更為確切。主要是通過啟蒙運動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來完成的，確立了自由民主的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構架。

　　第三個階段是向公權和公眾（社會）爭私權，或稱“限公權、界眾權、張私權”更為確切。這階段，為了防范“權力”侵犯“權利”，對“權力”施加了種種限制和馴服，對“權利”實行了層層確認和保護，以致公共權力被削弱得像個雞骨架，被馴服得像個童養(yǎng)媳。同時，為了防范眾人對個人的暴虐、“公眾”對“私權”的侵擾，在個人和社會之間進行了種種勘界劃線工作。越是往后，啟蒙思想家設定的楚河漢界，像大陸漂移一樣移動，幾乎是把社會擠到了墻根，把公權趕到了山崖邊上。

　　西方自由主義的邏輯是這樣的：

　　邏輯起點——天賦人權。人生而具有自由、生命、財產等權利，這些權利不可被隨意剝奪。

　　邏輯演繹——主權在民。盧梭、霍布斯、洛克等啟蒙思想家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契約論”，他們首先假設了一種“自然狀態(tài)”，在那里沒有公共權力，大家各行其天賦人權，后來大家通過契約讓渡了各自的部分權利才產生了國家、政府，形成公民社會。由此，他們以“公權民授”取代了過去的“君權神授”。

　　邏輯結論——制度體系。沿著上面思路繼續(xù)推導，可得出兩大結論:一是個人自由最大化原則。個人自由是本該，讓渡公權是例外。個人自由要盡量多，無礙他人即可為；公共權力盡量少，民無授權不可為。亞當斯密把這一精神貫徹到經濟學上，提出“看不見的手”理論，開自由主義經濟學之先河。二是為了實現主權在民，防范公共權力濫用，實行普選制、代議制、兩院制、多黨制、三權分立、媒體獨立等一整套制度。

　　概而言之，自由主義的要義就是為了自由、通過自由而實現自由。在西方，自由早已成為“價值王國”里的上帝，它君臨天下數百年，自由主義文化已是鋪天蓋地，無孔不入，“自由”更是成為政客整天掛在嘴邊兒上的熱詞，使用頻率估計比“上帝”一詞還要高。

　　自由不是西方文化的專利，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里也包含著自由，我們正著眼于民族復興大業(yè)來構建自己的自由文化。對于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我們當然要學習借鑒，但對它的問題與過失要深以為戒。

　　西方自由主義的問題與過失在哪里呢？在于它走過了頭，讓自由凌駕一切，對內放任“自由專橫”，對外搞“自由霸權”，形成了十分刺眼的“自由異化”現象。

　　首先我們來看看“自由霸權”。在西方眼里，他們的自由主義文化代表著人類的普世價值，拿它來衡量其他國家，怎么看都不順眼，到處都是問題和荒謬。有的國家自以為是上帝的選民，在人種和文化上唯我獨尊，對其他文明不屑一顧，霸權主義傲氣十足。這還不僅僅是文化優(yōu)越感、排他性的傲慢心態(tài)，還表現為赤裸裸的霸權行徑，通過文化侵略、輿論詆毀、武裝干涉等方式在世界上推行他們的自由民主，這已經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完全悖逆了自由精神。

　　我們再來看看它的“自由專橫”。其“自由至上”的精神傾向，固然能收割自由文化帶來的一切好處，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

　　一是它帶有一定的偏頗性，很容易把人們引向極端自由主義。自由是個好東西，但好東西卻遠不止自由一件，幸福、富裕、健康、安全、生存、發(fā)展、美麗等等，都是值得人類追求和珍重的，我們應好好權衡、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任何社會的價值譜系中，自由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應是凌駕一切的。當發(fā)生價值沖突時，自由未必是優(yōu)先選項，它可能是犧牲的對象。自由是個好東西，但在一些急迫情況下，它為其他價值作出必要的讓路就變得合情合理。譬如發(fā)生戰(zhàn)亂和自然災害時，某些自由權利就應為救活生命或生存權讓路，為整體利益作出必要的犧牲。為了民眾幸福最大化，人們可以在各種價值中進行綜合權衡。這是任何國家都不能不堅守的價值理性，不管他們如何崇尚自由。把某一單項價值至上化，就會造成價值失衡，繼而帶來社會生態(tài)紊亂。

　　我們看到，這次疫情中，西方社會從普通百姓到國家領導人，不少人借著“自由”之名反對戴口罩等防疫措施，活像一群被慣壞了的十分難管的孩子。這方面，經過幾個世紀大機器生產馴化的社會，沒想到卻成了如此放縱的社會，其國民遠不如我國自由散漫的農民?！巴鈬舜鱾€口罩怎么那么難？難道像平白無故戴孝帽子那樣是一種忌諱？”中國的農民如是猜。在西方，公共場所安裝一些必要的攝像頭都嫌有礙個人自由，像我們國家的“天網”裝置更是屢遭他們橫加指責，那么請問，公共安全的需求又將置于何地？

　　需要說清楚的是，世界上有兩種不同性質的“不自由”：一種是遭受不法侵害，如暴政的壓迫、敵寇的奴役、暴徒的強橫欺凌等；另一種是受到合理限制，即出于公共利益考慮經價值權衡而作出的對某一權利的約束。針對前者，我們呼喚“公民的抗爭”（包括革命），因為這種對自由的踐踏，也是對公平正義的破壞，對人的尊嚴的侵害，需要抗爭以對；針對后者，我們倡導“公民的自律”，若是沒有這種自律，公共秩序和福祉就無法得到保證?！肮竦目範帯迸c“公民的自律”都是值得崇敬的，二者同樣閃耀著人性的光芒。

　　新冠肺炎在美國大規(guī)模爆發(fā)后，成千上萬的美國民眾為“爭自由”而抗議“居家令”。

　　在這次疫情中，西方一些人士甚至有的國家領導人竟打著“自由”“人權”的旗號來反對戴口罩、防疫隔離，有的還舉著“不自由，毋寧死”的橫幅上街游行，這是典型的價值倒錯。那些自由先驅若是天上有靈，他們望著人間發(fā)生這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鬧劇，興許會發(fā)出這樣的感嘆：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時至今日，這場肆虐全球的新冠病疫已讓近65萬人不幸喪生。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天災，但也有懈怠應對造成的人禍，人禍之中又有多少出自濫用自由之名？！看著這一片悲慘，羅蘭夫人若是地下有靈一定會說：自由，自由，又一罪惡借汝之名！

　　二是它帶有民粹政治的先天基因。應該說，西方早期啟蒙思想家對“民粹政治”“鄉(xiāng)愿政治”是有所警惕的，尤其是有了法國革命“暴民專制”的教訓，一些思想家對民粹主義更是抱有深深戒備和憂慮。但又好像是一般比較樂觀，以為隨著民主與法治的成熟，民粹主義是可防可治的。但近些年來我們這個地球村里上演的一場場民粹鬧劇已經證明，西方自由主義帶有民粹政治的先天病根，就像一個人患有先天性癲癇，不知什么時候就會頻繁發(fā)作。西方自由主義還是分離主義之母，它一旦附體到一個多民族國家，會借著民粹主義那股邪勁兒，把一個好端端的國家解體得七零八落。

　　三是它很容易蛻變?yōu)椤俺镀ふ巍薄俺钢庹巍?。西方對公共權力抱有深深的戒備，好像警惕身邊的洪水猛獸一樣，給它上了一道道鎖鏈。早期啟蒙思想家和民主政治家在進行民主制度設計安排時，本以為“三權分立”“多黨制”“兩院制”等制衡原理像牛頓力學原理那樣天經地義。沒想到這種制度實踐很快便呈現出它的高昂代價——扯皮、低效。政局始終像一個充滿爭執(zhí)、吵鬧的集市，政治成了各種利益集團的角力游戲，動輒陷入僵局，其結果是誰執(zhí)政都很難干事。弗朗西斯.福山曾說，如今的美國政治已從民主制蛻變?yōu)榉駴Q制。

　　四是它體內始終潛伏著“叢林政治”“豪強政治”的病患。這種“自由至上”對誰最有利？對資本等豪強勢力最有利。因為在這種自由角力游戲中就看誰能巧取豪奪了。有權有勢的，既可以通過“黑金”操控政治，也可以通過建基金、養(yǎng)智庫、辦媒體來制造“黑論”、操弄輿論。人們會時?？吹秸伪澈竽в爸刂兀踔聊芊聘灿?，垂簾聽政。他們可以憑借自己的力量馴服政府。豪強勢力的膨脹、橫行總想擺脫政府、社會的制約，自由專橫讓他們在與政府、社會相抗衡中永遠享受著游戲規(guī)則的便利，占據著道義的制高點。

　　西方自由主義的現實告訴我們，一種“主義”一旦走偏了，極端化了，就會走火入魔。

　?。ㄗ髡呦得襁M山東省委會專職副主委）